以杯酒释兵权而言，这一种做法确实是有助于宋朝初建的稳定，但是整体而言，其缺点也跟优点一样很明显。
杯酒释兵权是指发生在宋朝初期，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同时避免别的将领也“黄袍加身”，篡夺自己的政权。所以赵匡胤通过一次酒宴，以威胁利诱的方式，要求高阶军官们交出兵权。
赵匡胤与汉高祖大杀功臣的行为相较，被视为宽和的典范。
杯酒释兵权只是宋太祖为加强皇权，巩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的开始，其后还在军事制度方面进行了多项改革。“杯酒释兵权”做为一个成语，逐步引申为泛指轻而易举地解除将领的兵权。
在很多方面而言。杯酒释兵权有着其必然性。
因为在唐朝中期，安史之乱以后。外地将领拥兵自重，在军事、财政、人事方面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局面一直影响到甚至是宋朝建立的时期。
因为五代十国时期的藩镇割据无疑是愈演愈烈，甚至是出现了国家政权的直接建立。
而五代十国的开国君主，基本上就是原来唐朝时期的藩镇割据者。
在这一方面而言，就说明了杯酒释兵权正好是体现了宋太祖明确认识到藩镇割据的危害的一种举措。
“杯酒释兵权”无疑是含有对内严防的性质，直接造成内政腐朽。在外患强烈的背景下，削夺大将兵权也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原因是皇帝直接掌握兵权，不懂军事的文官控制军队。武将频繁调动，致使宋朝与辽、西夏、金的战争连连败北，无力解决边患。军事积弱，还使两宋亡于社会制度落后于自己的游牧民族。
宋朝确立的文人治军的军事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消除造成强唐灭亡的藩镇军制，其出发点是好的，结果是富有成效的。思想也是先进的。而两宋亡于游牧民族原因则是多方面的，与两宋朝对峙的先是辽、夏，再是辽、金，最后是金、蒙，从作战态势来看，北宋面临的是两线作战只能主守；更重要的是此时的游牧民族不但具有勇猛强悍、灵活机动的特点。而且已经跨过农业社会门槛，实现了封建化，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初步发展，兼具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的优点。
但是无论杯酒释兵权的利弊如何，杯酒释兵权此事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实行过，已经成为了张嘉师后世所在的世界的一个争论点：
现存“杯酒释兵权”的最早记载，是北宋丁谓的丁晋公谈录和王曾的王文正公笔录。
丁晋公谈录记述了赵匡胤与赵普关于此事的一段对话。赵普对赵匡胤说。禁军统帅石守信、王审琦兵权太重，“皆不可令主兵”。赵匡胤听后不以为然，认为石、王这两位老将是自己多年的老朋友，决不会反对自己。赵普则进一步做工作，说石、王这两位老将缺乏统帅才能，日后肯定制伏不了部下，后果将不堪设想。赵普终于说服了宋太祖，罢了两人的兵权。
王文正公笔录则更明确地记述道：相国赵普屡以为言，宋太祖“于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旧相乐”，最后让他们“自择善地，各守外藩，勿议除替”。事隔半个世纪的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对此事的记载更为详细，称宴会的第二天，赵匡胤的部将个个心领神会，“皆称疾，请解军权。上许之，皆以散官就第”。
有争议的地方则是如下：
丁晋公谈录只讲罢石守信、王审琦二人的兵权，并无设宴请客这一情节。
而王文正公笔录记载罢去兵权的宿将，除了石守信、王审琦外，还有其他几位将领，并增添了太祖设宴与宿将“道旧相乐”的情节。后世所谓“杯酒释兵权”一说，基本上都出于此。
涑水纪闻则称石守信、王审琦等皆被罢军权，以散官就第，而又大事铺张设宴道旧情节，绘声绘影，恍如身历其境，明显不可能，距离当事人的时代愈远，记载却愈详，越是不可信。其次，三书都说此事与赵普有关，但说法却不一致。
据丁晋公谈录，罢石守信、王审琦的兵权是宋太祖听了赵普一次谈话之后就决定的。据王文正公笔录，则是太祖在赵普多次苦谏之下才“不得已”而罢去他们的兵权。据纪闻却是太祖、赵普两人共同谋划的结果，如此矛盾的说法怎么没能成为史实，盖棺定论呢。第三，上述三种史料，对石、王被削去兵权后的出路，说法也各不相同，有的只说“不令石、王主兵”，有的说他们“寻各归镇”，有的则说他们“皆以散官就第”。第四，关于“释兵权”的内容史学界也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指罢石守信等四人典禁军，有的则认为主要是为了削弱藩镇势力。
另外，“杯酒释兵权”这样一件大事，在北宋史官修的太祖实录和三朝国史中，不见一个字。元末，根据太祖实录、三朝国史编成的宋史太祖记对此事也不着点墨，有学者认为这说明这件事发生过的可能性非常小。
但是无可否认的一点，不管杯酒释兵权的事情真伪如何，在宋朝初期，原本也算是在北宋政权体系当中的藩镇力量，遭受到相当大的打击，这一点无可置疑。而更为重要的是，以其几个主要主角的善终，说明了杯酒释兵权确实是有可能存在过类似的事情。
因为以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罗彦环等人所掌握的军事力量而言，若是这数人不满意赵匡胤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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