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年的5月，陕西商南县，这里位于商洛地区，因有商山洛水而得名，三省交界，崇山峻岭，地广人稀。昔日闯王李自成兵败潼关南原，便是在此休养生息，最后出山斩杀福王，直至攻入北京。
如今，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实弹演习正在展开。
早在半个月前，这片区域就被严格封锁，本来稀少的往来交通被彻底禁绝，没有军务部的特别通行证，任何人不得进入这片区域。此时兵部也已经改为军务部，彭玉麟也将作为军务部部长，来主持这场演习。同时配备了许多观察员，对整个演习进行监控，这些观察员有很多是原先部队里的外国教官，丁云桐赋予他们**给自己发电报，评价各部队表现的权力，相信这样自己能得到更客观的资料。
参加演习的部队分别有左宝贵的第二师，张树声的第三师一部，宋庆第五师一部，金顺第七师一部，以及从四个训练营调来三千多名近卫军学堂兵，总兵力达到了三万人。为了保密，参演部队相互之间并不知道对方的编制，不同部队之间也不准接触交流。
丁云桐之所以选择这里作为演习地点，因为此地相对偏僻，便于封锁保密。而且地形复杂多样，山林、丘陵和平地交错，能够演练各种地理条件下的战术。
演习经过精心的准备后正式开始了。
整个演习完全抛弃传统的军事战术，中国流传千年的各种复杂阵法一律销声匿迹，严格训练散兵战术和步炮协同。
以前不管湘军也好，淮军也罢。对敌时统统站成几排，像打靶一般，大炮都夹杂在一排排士兵的空隙当中，等着军官一挥旗帜，枪炮一同开火，战术呆板落后，什么时候开枪，开枪射击方式完全随心所欲，不管敌人是否进入射程，也不瞄准就乱开枪。现在这些情况都被严格禁止。
部队进攻时，或者偷袭，或者先进行炮火准备，然后步兵要以散兵线方式前进，士兵之间拉开五六步的间隔，以跃进方式运动，在运动中始终以火力压制对方。
防御时，部队依靠掩体，建立防御纵深，注重火力配置，并保留预备队。同时防御也要步炮协同，尽量用炮火阻击对方，再用排枪击退。
重炮营要集中使用火力，设立特定的观察哨，时刻校正火炮的攻击坐标。
骑兵更多的是用于侦察，侧翼偷袭或者骚扰，尽量避免用骑兵正面强攻。
改变传统的白昼进攻，晚上休息的方式，强调白天防守，晚上强攻。
每个团配备两部电报机，团以上级别，用电报结合运动通信，团以下依靠通信兵运动通信。
后勤支援设立补给站，负责部队的物资补给、辎重调运外，同时承担部队的营地建设、战斗人员的维持增补，伤病员和各种物类的收容、诊疗，以及战场清理、遗弃军需品收集、战地调查、战地民生等繁杂事项。
实弹演习过程中，还特意设置了对抗演习，将两支参演部队分成黑白两军。一军火炮攻击特定区域，根据火炮打击的精确度，对照另一军的防御密度，估算伤亡人数，从后者当中减去。进攻方再使用突袭，包抄侧翼等战术进攻，进攻方与防守方的伤亡比例设置为四比一，最后根据部队相应的位置变化和剩余人数判定胜负。
整个演习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事实上前期准备工作时间更长，但即便如此，演习还是出了很多误差，先后有7名士兵意外死亡，除了一人突发疾病而死，其余都是被流弹击中。
丁云桐一直保持和演习指挥部的联系，也不断接收观察员的报告。知道这些伤亡情况。但丁云桐坚持实弹演习，要让士兵们习惯听见枪炮的声音。
在演习中，近卫军的学堂兵表现出了较高的素质，由于受到正规的训练，接受能力较强，战术意识要好于普通的练军士兵。在演习中能熟练运用火力配合，有目的演练战术，更喜欢进行伏击，包抄和偷袭，这些都让丁云桐很欣慰。
但也有表现不好的，像第三师的一旅旅长苏元春，一味强调猛打猛冲，对散兵战术有抵触情绪，演习中甚至还违反规定，带来了随身多年的弓箭。被丁云桐下旨严斥，并降为团长。其旅长一职，由原刘铭传的部下总兵章高元接任。
这章高元有勇有谋，甲午战中也曾杀伤不少日军，而且治军很严，部下纪律较好。历史上曾与王孝祺、聂士成并称“淮军后起三名将”，本来也是准备用于近卫军的，不过近卫军现在一年也只能练出六七千人，还不需要他来指挥。
演习持续到6月中旬才结束，整个演习的效果并没有丁云桐想象出的好，尤其是广大练军部队，虽然也经过新式的操练，但普遍还保留旧的条条框框和习气，可见要提高部队战斗力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近卫军的素质明显要好得多，遗憾的是合适的教官太少，目前一年只能培养区区几千人。出于保密的需求，值得信任又愿意签订保密合同，断绝和外界一切联系的外国教官实在很少，只有少数一批德**官，出自对于事业的狂热，愿意成为与世隔绝的教官。当然中国给他们的薪水待遇，甚至要超过朝廷中的部长级别。
在这一批近卫军官兵中，有一个年轻的军官引起了丁云桐的注意，这人在演习中有点醒目，因为好几个外国教官观察员的报告里都提到了这个人。
此人姓王，名祥，字家驹，浙南永嘉人，年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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