炀帝对邗沟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整修和疏浚。邗沟早在春秋时就已经由吴国开凿，只不过由于地势上的起伏和技术水平不足的原因，邗沟经常淤塞，流的不是活水。从东晋开始，人们尝试用堤坝对江水进行控制，到隋炀帝时则对邗沟进行了进一步的整修和扩建。到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春，正月，隋炀帝又下令开凿永济渠：“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馀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永济渠是隋朝大运河四段中最长的一段，跨越河南、山东、河北三省到天津，在天津向西北折返到达涿郡（今属北京市）。永济渠的南段和通济渠、邗沟一样，有古运河作为基础，实际动工时也基本上是沿着古运河旧有的路线进行开凿。隋朝大运河最后开凿的一段为江南河，据《资治通鉴》记载，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隋炀帝杨广下诏：
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
江南河虽然在隋朝大运河四段中修建最晚，但却是条件最好的一段。这里得益于江南水乡温润多雨的气候条件，水量丰沛，长江中下游地区平原地域辽阔，环太湖周边有许多沼泽、湿地，河网密布，水系发达，流量稳定。这一段从江都直抵杭州，也反映着隋炀帝继续往南开拓的心态。江南河开拓以后，一条以洛阳为中心，横贯南北，跨越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八省的大运河宣告竣工。
如何来评价这条运河？先讲其功。隋朝大运河连接南北，将黄河、淮河、长江、海河四大水系融为一体，具有非常强的通航能力，提高了运输效率和稳定性，成为南北东西交流的纽带，围绕着大运河，在隋朝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交通网。这条南北大动脉促进了南北方的经济往来，实现了南北方的文化互补，也为隋朝的对外交流提供了坚实基础。大运河对商业的贡献是很大的，后来唐朝皮日休就曾感叹大运河“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唐人已经感受到了大运河带来的便利，更不用提后世千代万代了。哈佛大学的芮沃寿（art）先生在《剑桥中国隋唐史》中还有引法国汉学家马伯乐（aspero）先生《浙江考古队的简要报告》，提到了运河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使杭州“从一个边境前哨地一跃而为繁荣的商业城市。”此说亦可借鉴。同时，隋炀帝杨广凭借这条运河，进一步实现了对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的控制，“关中本位政策”遭到进一步破坏，从而更加凸显了隋朝囊括天下、一统万方的气度。后论其过。后人常常把大运河当作隋炀帝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并以“罪在当代，利在千秋”这样的言辞来为大运河清洗罪名。但须知，不管这条运河如何“利在千秋”，它毕竟是以“罪在当代”为代价的，我们后人需要去思考这样做是否值得？这是否是一笔划算的买卖？隋朝大运河的第一过为劳民伤财。我们可以看到，隋炀帝开通运河四段，哪一段不是动用几百万劳力？按照《隋书·地理志》的说法，隋朝人口不过四千多万，除去老弱病残、妇女儿童，剩下还有多少男丁？隋朝政府动辄将几百万的劳力拉出去修运河、建长城、修东都，这对社会的稳定是一种非常大的伤害。这些劳工的命运大多非常悲惨，《资治通鉴》讲开凿通济渠的时候：
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十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
将近一半的劳工都因服役而死，装死尸的车子，从城皋（今属河南省郑州市）一直绵延到河阳（今属河南省焦作市），这是一幅何等恐怖的画面。《资治通鉴》另有一段记载：“丁男不供，始役妇人。”男丁不够用妇人充当劳力，足见开运河、修长城这些工程所用劳动力之多。第二过为隋运河助长了隋炀帝的奢侈之风。几乎就在开凿运河的同时，隋炀帝杨广下令建造龙舟，为南巡江都做准备。皮日休有《运河怀古》一诗云：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隋炀帝如果单单只开了这条运河，其功能与治水的大禹相提并论，但他败了，败就败在这些“水殿龙舟”事上。我们截一段《隋书·炀帝上》的记载：
庚申，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凤艒、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
笔者在此多添一笔。笔者参考的《隋书》是中华书局2012年6月重新修订的本子，其中对“凤艒”一词做了校正，言《北史·隋本纪下》写“凤艒”为“凤?”。“艒是小船，?是大船，此处应作?。”特此说明，可取之。隋炀帝开运河后不久就进行了南巡，试想万艘金碧辉煌的艨艟大船，旌旗蔽空，浩浩荡荡行驶在运河之上，岸两旁是皇家随行大队，人喊马嘶，袅袅柳树下彩幡飞舞，宫殿林立。这是东亚帝王之国才能有的气象。但这些南巡的船只用具，都非常奢侈。据《隋书·炀帝上》记载：
先是，太府少卿何稠、太府丞云定兴盛修仪仗，于是课周县送羽毛。百姓求捕之，网罗被水陆，禽兽有堪氅毦之用者，殆无遗类。至是而成。
这样的奢靡之风对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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