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三、二、一！”
伴随着大广场上人们怀着喜悦的心情齐声大喊着倒计时的声音中，二零三五年的第一响钟声于日本京都大学准时敲响。沉重的铜质大钟不断地发出如同滚滚雷鸣一般的响声，像是无形的浪潮一般随着人们的欢呼声向四周扩散着——尽管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人们还是喜欢这种传统的方式来纪念新一年的到来。
挥手道别已经过去的二零三四年，人们开始互相祝福着，也许会三三两两的聚集起自己曾经的高中或者是国中时期的同学一起聚会、唱歌，也会有一些心中怀揣着梦想与抱负的人开始规划起了新的计划表。但是这都不是我所关心的，于我而言，新年不过就是用一盏新的台历替换掉原来的那个被画满了各种课表或是日程表信息的日历罢了。
我像以往一样，趴在天台的栏杆上看着在下面广场上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一起欢呼庆祝，然后又纷纷的离开了；当然也会有些人仍然感到有所意犹未尽，坐在旁边的长椅上和朋友聊着些有趣的事情。我喜欢做的，便是默默地作为一个忠实的观众，每天观看着这些如同仪式一般的活动——每一次的节日活动，我都是这样度过的。
对于那些来到异国他乡的留学生而言，无论是文化还是语言上都十分陌生的国度，最难也是最痛苦的便是交到朋友了吧。虽然在来到这里以前倒是从别人那里听到过无数回，但我通常都是一笑而过，从未有放在心上。可笑的是，现在我正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我是一名来自美国辛辛那提市的留学生，从小时候我就经常会做一些奇怪的梦，那些梦境总会有一种说不出的真实感，以至于我至今都无法分辨出哪里是现实哪里是梦境。应该是这样的原因，在十二年级毕业的时候，我在众多专业之中选择了比较冷门的相对性精神学。但是无奈妈妈坚持不想让我离开俄亥俄州，可我又对本地的学校一点都不看好，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冷战下，妈妈终于做出了让步，允许我到京都来上学。然后她似乎并不打算给我争辩的机会，立刻就打电话给了我们住在日本的远房亲戚小泉家，负责照顾我在这里的衣食住行。
说起来，我以前总是很奇怪我们是什么时候多出来个姓小泉的远房亲戚的，用我小时候总是喜欢幻想的小脑袋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赫恩”与“小泉”这两个姓联系在一起。知道我后来才知道，我的祖上拉夫卡迪奥·赫恩在后来到日本工作的时候，以养子的身份加入了小泉家，并改名为小泉八云。而我们家只是赫恩家的另一个分支。对于这位从任何意义上和我都没有什么太大关联的太祖父，唯一的感觉就是感谢他并没有把他那一部分吉普赛人的血统遗传到我的身上，使我并没有被社区的孩子们所排挤。
虽然在我刚刚到东京的成田机场后，小泉家的长子，或者说是我的大哥小泉敏太郎很热情的招待我住到他们家中，或许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有些怕生的原因吧，出于对他们并不是很熟的关系，我当时很婉转的回绝了对方的好意。后来我便一直住在学校的宿舍当中，而小泉家也很少有再联系我。
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什么。转过身来急忙的在身上摸索着，但是摸遍了全身的口袋也找不到那一封我唯一带在身上的纸质物品。所幸并不是什么要紧的东西，然而就在我决定放弃寻找的时候，突然一道熟悉的声音叫住了我。
“啊啦，你是不是把这个忘掉了，玛艾露贝莉？”
天台上还有别人？这是我最开始在脑海中冒出来的想法，我急忙的抬起了头，看到的是一名红色的身影。她留着红色微卷的短发，身后拖着一直长及腰的麻花辫，身上的一切服饰无不与红色挂钩：红色的披肩、红色的夹克、红色的长裙还有红色的皮靴。不仅是如此，她的瞳孔也是反射着相同的颜色，并且比身上的一切更加艳丽。因此你不得不感叹她对于红色的执着。不过一直挂在她脖子上的哥特十字架却显得十分的突兀，不过这种带有叛逆色彩的十字架却并没有与她在宗教上象征着恶魔的红色显得格格不入，相反却十分的相衬。
此时的她，手里正拿着一封我刚刚一直在找的那封信，脸上的微笑带有着些许得意的成分，看向我的眼神好像在说“终于让我找到你了”。
“冈崎教授，你怎么在这里？”
我随手接过了冈崎教授递过来的那封信，非常随便的对折了两下便塞进了大衣的侧口袋里。相比于那封不怎么重要的信，我更在意的是她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哼哼，也不知道是哪个粗心的家伙把它忘在了教室里了。”说着，冈崎教授脸上的笑容突然被一副充满了怨念的表情所替代，“还有啊，我不是说过了吗？你又不是我的学生，直接叫我梦美就好了。”
“诶……好的，梦美。”
尽管还是有些介意对方教授的身份，但是我还是在口头上答应了对方。不过她好像也读出了我内心的想法，在我回应对方的要求后，她很快就苦笑着走到了我的身边，像我之前的姿势一样趴在了栏杆上。她这样的姿势正是我之前的那样子，所以我很快便能猜到这位只有十九岁并且和我同龄的比较物理学教授有着繁多的心事，但是她这个姿势却更让我坚信她从很早就在天台的某个角落里一直盯着我。而伴随着这样的结论，我的内心也开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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