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棺是石制棺椁，常饰以雕刻。是一种石制的棺材或尸体容器。
石制的棺。《史记?秦本纪》：“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於霍太山。”
纵目人与石棺葬
常璩《华阳国志?蜀志》有纵目人与石棺葬的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这是一条传说色彩很重，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史料。其中透露了很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但有些说法也令人疑惑，使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不同的诠释。
关于蚕丛，根据文献记载中的说法，我们知道是古蜀王国最早的创立者和统治者。扬雄《蜀王本纪》佚文有“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之说（据《古文苑?蜀都赋》章樵注引），联系到后世传说的蚕丛事迹大多在岷江上游，可知蚕丛起初可能是栖息于岷江河谷地区以牧业为主兼营狩猎与养殖的部族，后来才由岷江河谷逐渐迁入成都平原。有学者认为，古代巴与蜀分别是以蛇和蚕作为图腾的两个部族。《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说和黄帝联姻的蜀山氏，实际上也就是扬雄与常璩记述的古蜀先王蚕丛氏。譬如任乃强先生在《四川上古史新探》与《蚕丛考》中就认为，蜀山氏是最早“拾取野蚕茧与制锦者”，正因为发明与驯养桑蚕，所以蜀山氏又称为蚕丛氏。
蚕丛氏既然以蚕作为族名，为什么又被称为纵目人呢？一种解释是可能与族属有关，是一种较为独特的相貌特征。有学者认为羌族传说有戈基人，身材矮小，有尾巴，双目纵立，不能平视，平视须埋头，就与蚕丛纵目之说相合。任乃强先生则认为蚕丛氏为氐人，氐与羌同源，都是最古老的民族，羌主要居住于康、青、藏大草原等地区，氐则居于西康高原与四川盆地以及云贵高原间的河谷地带。据近世人种学者检验氐族体格，眼角多向上斜，由此可知即旧传“纵目人”之验。
还有一种解释纵目可能是作为一种神性的夸张，是古代蜀人有意为之的一种崇尚。《楚辞?大招》说“魂乎无西”，因为西方有“豕首纵目”；据王逸注释，这是“言西方有神，其状猪头纵目”。从考古发现看，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纵目人面像就有类似“豕首纵目”的特征，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显示了一种“人兽同体”的想象力，在文化内涵上表达的应是对古蜀先王的崇拜，而这种崇拜往往是同神性的夸张与强化联系在一起的。后来的地方志中仍有这种纵目崇拜的记述，如民国《邛崃县志》卷二就说：“蜀中古庙多有蓝面神像，面上磈礧如蚕，金色，头上额中有纵目，当即沿蚕丛之象。”古代蜀人的这种崇尚，可谓源远流长。
，应是古代西南夷民族中普遍流行的一种葬俗，常璩对此作了真实的记载。考古发现对此已有相当多的揭示，石棺葬主要分布在藏彝羌走廊与西南地区，但其影响却比较宽泛，在西北、华北、东北等地也有发现。其时间跨度很长，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至秦汉时期乃至更晚。20世纪30年代，冯汉骥、郑德坤等考古学者就在岷江上游与安宁河谷对石棺葬作过调查。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以及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石棺葬葬式、族属、分布范围与文化内涵，已经有了越来越清晰的了解。今天来看，常璩的记载可以同考古相印证，所以仍是一条非常珍贵的史料。
玛尼当石棺葬位于隆子县三安曲林乡西村以东约1公里处的公路北侧陡坎上。石棺葬所在位置为加波曲北岩的高阶地，由于修建公路使石棺暴露在陡坎上，该地点与现河床高差约40米，海拔3500米。石棺由于长期暴露在外，已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仅存石棺框板。石棺葬从东到西略呈一线排列、方向一致，共计5座。由于石棺破坏严重，所以棺内未见有人骨和器物，且石棺形制较小，推测为二次葬，年代与聂拉木等地石棺葬相当。
聂拉木石棺葬位于隆子县斗玉乡所在地东侧约300米处的坡地崖上，海拔3030米。石棺暴露在距现地表深约0.6米的断崖上，四壁皆用整块石板拼砌而成。墓室内长1.16米、宽0.7米，高0.4米。石棺顶部有盖板十余层。墓底无石板，为平整的砂砾土。石棺平面中轴线大致与断面垂直。聂拉木石棺共出土3件陶器、1件磨制石器。陶器有双颈陶罐、短颈陶罐、长颈陶罐，均为夹砂陶，手制并经慢轮修整，颈部与器身均为粘结而成，素面无花纹。推测此石棺葬为新石器时代遗存。
2010年5月，在一次文化遗址考察中，西林县有突破性发现：一座石棺墓在当地八达镇被发掘。据介绍，这种葬式类型的石棺墓在广西还是首次发现。
西林县发现的石棺墓位于该县八达镇土黄村从勒屯卜盆坡，这里有一处古句町祭祀坑遗址。2010年4月下旬，为了考察句町祭祀坑遗址，该县专门组织了一批文化界专家到此进行田野考察。专家们在祭祀坑遗址作业时，意外地发现这座石棺墓。
石棺墓长1.99米、头宽48.2厘米、脚宽34.4厘米、深39.8厘米。棺体呈长方形，棺壁全用页岩片石拼砌而成，形状古朴而奇特。棺中没有发现遗骨和陪葬物，因此难以判断其年代。但石棺的石料与右江流域广泛出土的祭祀用石铲的石料相同，都是容易破碎的页岩。由于遗址附近地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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