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工作主要由水利部负责，袁世凯只需从旁协助就行了，但他肩头的任务可远不止这一项，光是正常的维持就称得上是日理万机，而一些重大事项更是让袁世凯绞尽了脑汁。
其中最困难的是国内的移民工作，建国初期这项工作做得不错，一是国防军从胜利走向胜利、塑造出了不可战胜的光辉形象，再加上共和国政府一系列霹雳手段所产生的巨大威慑，民众一般都比较配合；二是当时的移民基本都是去接收已开发好的耕地（主要是南洋，另外东北西北也有一些因为田主被镇压而腾出来的空地。），付出少而收益大，甚至连住房都是现成的，因此不愁没人愿去。
但是几年过后，国内民众发现墨门和政府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那些残酷手段都是对付敌人而非自己这样的小老百姓，畏惧之心自然大减，也就没那么听话了，尤其是那些敢于出外闯荡新天地的基本都已经离开了，剩下的都比较传统而安土重迁，想要他们移民远方，难度比前几年大了不知多少倍；更重要的是，几年过去之后，那些现成的耕地基本都已经分光了，新的移民要么自己开荒、要么进军屯部队开荒、要么放弃种田去找别的工作，收益跟之前的移民相比大为减少，自然就没那么情愿了。
而政府为了修建公共设施、加速民族融合等目的而进行的强制移民，则更是激起了强烈的不满，一些民风较为强悍的地区甚至爆发了流血冲突。
袁世凯上任后经过仔细调查，发现可能是刚建国时缺钱的缘故，补偿款不但金额偏低，而且还是分期支付，吸引力严重不足。在征得李晖同意后，袁世凯大幅上调了移民补偿款至家庭五年的毛收入（是毛收入而非净收入，以之前三年收入的年平均值为基准乘五。），而且改为一次性立即支付，吸引力顿时大增。而愿意移民的一多，那些钉子户就失去了“法不责众”的保护，可以直接安上重罪来杀鸡儆猴。
而对于那些集群意识较强，无论如何都死抱成团不肯挪窝，甚至还以暴力胁迫内部人员与大伙儿同进同退、拒不接受政府安排，光靠经济利益难以摆平的“刁民聚居区”，袁世凯则再次展现出了他心狠手辣的一面。反正这样的极端例子也并不多，相较中国的5亿人口而言无异于九牛一毛，干脆全镇压了一了百了，还省得将麻烦留给后世。
虽然袁世凯的狠手短时间内引起了不小的非议，但的确成功地实现了李晖的期望，只要按规定给足补偿并安排好新工作，中国的老百姓对于迁居变得习以为常，不要说是在国内迁移，就算是要求他们搬到国外，也没谁再敢抗拒。若非如此，中国向波斯湾三国移民百万这种一举三得的好事根本就不可能完成。
如果拿了钱搬过去，然后马上自己又偷偷搬回来、或者迁到政府并不希望其去的地方，那袁世凯这样的做法就成为大笑话了。因此在强制搬家的同时，共和国政府还加强了户籍管理，非但是要你搬就得搬，还是要你搬才能搬，这一点长期被西方媒体抨击为****不自由，但在其生效的二十多年里，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有了彻底的改变，生态环境遭到的破坏也远比西方工业革命期间要小得多，更大大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极大地强化了内部的凝聚力，为将来中国的长期繁荣和强大扫除了隐患。
其次则是外交工作，以中国如今的赫赫声威，想要列强不敢兴兵来犯是不难的，但要让西方列强改变态度对华亲善，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好在西方逐利，只要抛出一些利益，他们就会像苍蝇闻到了臭味一样主动凑上来。不过这件事上李晖是要把关的，对中国损害较大、或者是能够明显增强西方列强国力的，是绝对不能让出去的。
就拿转让技术这件事来说，虽然西方的压力很大，但共和国政府始终如同挤牙膏一样，一项一项地转让，而且选的还都是西方本来就快要掌握的技术，对其帮助有限不说，还多少影响了一点西方企业自主研发的积极性，同时还回笼了不少资金，可谓是一举两得。
而在开放国内市场方面，中国只是增加了粮食和部分工业原料的进口，虽然西方的资本家获利不少，但就国力而言却未能从中受益，反倒因为粮食价格高启令经济危机中的底层平民生活愈发艰难、原料成本上升迫使西方企业进一步压低员工工资（因为在经济危机中抬高商品售价那是找死，除了少数垄断性的商品。），导致西方国家购买力不足的问题进一步恶化。
结果，1890年（以最早爆发危机的德国为准）爆发的这场世界性经济危机就如同慢性病一样迟迟没法结束，即便世界列强纷纷加强军备增加了就业（进而增加了消费）、又恰逢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大好时机，也仍然持续了超过十年，时间之长刷新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纪录。
也正因为这样，这场走入歧路的1890年经济危机虽然不如历史上的1929年经济危机那样猛烈，但其造成的损失却并不比那次大萧条小多少。
如果以英国的物价水平同比计算，1899年时世界工业总产值比危机爆发前夕的1889年下降了9.8，考虑到这里面还多了中国这个新兴的工业国，西方工业的衰退幅度之大可想而知。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影响，这段时间里重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有了飞跃性的提高，因此即使是在危机之中，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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