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小学类书如《急就篇》、《方言》均无“茄”字，《尔雅?释草》有“茄”，指的并不是茄子而是荷茎。而广义之“茄”也可指荷，《汉书?扬雄传上》载扬雄《长杨赋》“矜支茄之绿衣兮”句，用的正是此意。《初学记》卷十九引王褒《僮约》有“种瓜作瓠，别茄披葱”语，文中“茄”与葱对文，显然指的是蔬菜而非荷茎。有的研究者据此以为至晚在西汉后期中土已种植茄子[11]。但类书征引《僮约》的文字出入颇大，《初学记》之前的《艺文类聚》卷三五所引无“别茄”文，《初学记》之后的《太平御览》卷五九八所引有此文字，但是以小字写于正文大字下，似乎是作为注文或后人补入文字。严可均《全汉文》卷四十二辑王褒《僮约》作“种瓜作瓠，别落披葱”。“别落”依据的是《古文苑》所辑《僮约》，这多少反映出严氏对《初学记》、《御览》“别茄”的怀疑。实际上汉代文献对“茄子”的记录并非仅见于《僮约》，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十四辑桓谭《新论》云：“夫圣贤所陈，皆同取道德仁义，以为奇论异文，而俱善可观者，犹人食皆用鱼肉菜茄，以为生熟异和，而复居美者也。”①此处大意是说圣贤文章虽各不相同，却都从道德仁义出发，因此都是好文章，如同人们吃饭都用鱼肉菜茄为原料，虽然制作方法不一，却都是美味。“菜茄”不是一物，如同“鱼肉”是“鱼”和“肉”；“茄”也非荷茎或荷，因为荷茎和荷是不能食用的。
茄子原产于印度，人工驯化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12](p80,表.1)。王褒是蜀人，桓谭系沛国相人，地望在今安徽濉溪一带，桓谭的生活时代略晚于王褒，似乎也符合茄子经西南国际商路传人，在中土由南渐北的传播路线。如此说来，在汉代已有茄子的判断颇为乐观，但且慢。首先，在古代文献中“菜茄”连用大概只此一例，在词法上很难讲通。其次，退一步说，即便这个语词没有问题，即便我们承认当时已有茄子，但无论如何它的重要性都不可能超过葵、韭、薤这些汉代的当家蔬菜，何以桓谭不用别的而偏要使用这样一个尚不为人们熟悉的蔬菜品种为喻?我们不能不怀疑文献在传抄中发生了讹误。“菜茹”是汉代常见语词，当时人每以之与其他食物对应，如《春秋繁露?四祭》以“菜茹瓜果”与“稻麦黍稷”相对；《后汉书?孔奋列传》述孔奋事母“极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以菜茹与肉类相对；《汉书?食货志上》“菜茹有畦，瓜瓠果菔”，以“菜茹”与瓜果相对；等等。“茹”、“茄”形近，今人所见《新论》中“菜茄”很可能是“菜茹”之讹。至于类书征引《僮约》中的“别茄披葱”是否就是王褒的文字大有疑问，此不能作为汉代有茄的铁证。再以汉代文献中无茄之记录相度，似可说汉代人尚无品尝茄子的口福。
附带指出，山西襄汾陶寺新石器晚期遗址土壤浮选样品中有3粒茄科(ae)种子，在所见植物中比例很小[13]，则是黄河流域并非不产野生茄科植物，只是未有人工驯化迹象。人类对野生植物的选择通常受环境、物种数量和类型、技术力量或其他某些偶然因素的制约。茄科植物未能进入中国先民的视野，可能与物种的数量和类型有关。
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遣册有“笱菹”文字，“笱菹”即腌制的笋菜[14](p86)。《东观汉记》卷十二说马援南征时食冬笋，称其“味美于春夏笋”(p422)。马援南征之地正在今广西南部和越南一带，与罗泊湾相近。观马援语，其在食冬笋时已先有食春夏笋的经历，马援曾在割据甘陇和蜀地的隗嚣政权中任职，或在此时他已食过笋。又，《华阳国志?后贤志》云：何随“家养竹园，人盗其笋，随偶行见之，恐盗者觉，怖走竹中，伤其手足”。《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注引《楚国先贤传》云：孟宗母嗜笋，“冬节将至，时笋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叹。而笋为之出，得以供母”。何随、孟宗虽是三国末人，但汉代蜀地和吴地居民食笋大约已颇为普遍。《诗经?大雅?韩奕》云：“韩侯出祖，出宿于屠。显甫饯之，清酒百壶。其肴惟何，熙鳖鲜鱼。其蔌惟何，惟笋及蒲。”此述韩侯朝见周王途中显父为其饯行事，“蔌”即蔬菜。据此，则春秋时黄河流域居民中颇有食笋者。然鲁迅《古小说钩沉》所辑《笑林》说：“汉人有适吴，吴人设笋，问：‘是何物?’语曰：‘竹也。’归煮其床箦而不熟，乃谓其妻曰：‘吴人轾辘，欺我如此。’”是汉末中原人对竹笋已很陌生。这种情形当与春秋以来气候变化造成北方竹林大面积减少有关。要之，凡生竹之地，均有食笋的可能。秦汉时代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居民普遍食笋，黄河流域则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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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条下严可均注云：“《北堂书钞》未改本九十五。”按，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林校本《北堂书钞》无“俱善可观者”以下文。注云：“严辑《全后汉文》卷十四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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