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动荡了这么多年，到了这永历朝，四下里竟然出奇的安静下来。既然安静下来了，大家伙就只有想着怎么发财了。各处没有民变，没有流贼，开了埠的松江、天津和青岛等地，秩序也是竟然，全然没有以往大明内部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官府的人要想用手里的权利压榨商户，那首先各处的商会这一关就过不去。因为商会直接能和朝中的内阁联系，那些想以权谋私的官员们这个时候倒是要想一想自己的乌纱帽能不能戴稳了。要知道此时各处官员的俸禄可是比崇祯朝的时候正正涨了两三倍还不止呢。便是不贪墨，稳稳当当的干下去，也是能够有一份不错的家业的。
地方上如此的安稳，经商的条件又是如此的好，大家再不想着如何发财，那就是彻彻底底的无能了。有头脑有家底的人这个时候都是把自家的余财拿了出来，投到沿海各处开了埠的大城市中。这些城市中，最主要的产业已经不是什么商业了，而是制造业。从南到北，跟棉纺织品有关的工厂便是多了许多。纺纱的、织布的、印染的、成衣加工的，大小工厂如雨后春笋，争相冒出。至于商品销路，自然是不用愁了，大明内陆便是一个大市场，内陆销售不了，还可以把这些货卖给那些专门从事外洋贸易的商人。靠海的大城市，每日里都是有许多大船靠岸，这城市里生产出的货物，一半以上倒是要运出去卖的。
除了纺织业，其他行业也是逐渐发展起来。比如说在做衣服用的缝纫机、带在手上的手表、用于照明用的手电筒、外出代步用的自行车，这四件东西的生产渐渐的成为了各个城市除了那纺织业之后的支柱产业。大明不缺精明的商户，不缺巧手的工匠，过去缺的便是这种良好的氛围，良好的风气。现下却全是有了，这些行业不发展起来，那就真是怪事了。
除此之外，在上海和更北边的大连，则是成为了此时大明仅有的两座重工业城市。大型的炼钢厂、发电厂、造船厂、机械厂等都是集中在这两处。到了永历三年的时候，在大连造船厂已经同时下水了四条铁甲战舰了，而且都是一千吨左右的。而在上海那边，更是有了两条五百吨的铁甲舰下水。当然这些都是交付给南北太平洋舰队使用的，民用船只，除了自家的，陈家的船厂暂时的还是不接受订单的。
这一切的背后，都是有陈家在背后做推手的。诸如各处开埠城市的法令、城市的管理等等，都是经由首辅李岩签发，然后发到各处城市的。便是各处城市的管理者，也是有内阁这边直接任命的。至于大明的其他地方，则是暂时按照老规矩来办。但是各处的商户得知在那些开埠城市可以不用再受官府盘剥，不用在把自己的产业挂在有功名的举人名下，便把自己的家纷纷安到这些靠海开埠的大城市中。那些原本靠着这些商户孝敬的举人和缙绅们，此时却是没了办法。有能力的，便也自己开始经商，没有能力的，听说南洋那边有很多闲置的土地，便寻思着出海到南洋那边置办一些土地，也算留给子孙后代了。当然这其中也有想反抗这些新规矩的。但是这些人的代表，松江徐家，在召集了一干门生故吏想着办法和陈家对抗后，便再也没有更多的想法了。原因很简单，人家根本就没有用暴力的手段，而是直接在南直隶这边跟他们玩了一场商业战。在米和布这两项的价格竞争上直接把徐家以及他们的帮手们给拖垮了。这件事从另一个侧面也能看出，大明传统的这些大族，在银钱上，已经赶不上在南洋讨生活的那些大族了。因为跟徐家在这南直隶地面上争斗的可不止陈家，还有南洋的那些受了陈家好处的大族，甚至还有两淮左近刚刚投了陈家的那些私盐贩子们。
当然，旧有的势力是不甘心退出这大明权利争斗的舞台的。他们一处争斗不过，便想着在另一处下手。位于北京城里，那现下还算有些不更事的永历皇帝，便成了他们下手的对象。
在永历五年的时候，一些士大夫们以皇帝成年了，要把大政归还皇上为由，在京城发起了一场名为还政的运动。而且还鼓动了不少各大勋贵的家丁参加这次运动。可惜，这样一场闹剧，在保安军进城之后，就马上没了结尾。李岩自然是不会手软，该杀的杀、该流放的流放，该打压的打压。其实，那些士大夫们在事情还没有开始做的时候，他们密谋的这些事情就早已被陈峰的情报局给获悉了。他们要是能成功，那情报局的人不如回家抱孩子了。
不过这次事情还是让陈政在背后看到了传统势力的积留问题。那些传统的士大夫们还是要想法把他们进行转化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教育，教育从某种角度讲，实际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陈政来的那个时空，许多事情表面上看着有所谓民主和自由的样子，其实清楚内情的人，谁又不知道那些事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以后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李岩遵照陈政的暗示，在那不久之后，便召开了内阁会议，商议修改国家的法律，制定最基本的宪法。新的宪法从根本上明确了私有制的合理性，凡是大明的子民，都在人身上是自由的，不属于任何人。每个人所拥有的财产，也是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侵吞的，即便是皇帝，也是不得以任何理由侵吞个人财产。国库和皇室的财产完全的分开。皇室的任何开销都将由皇室自己维持。皇室在京师附近的财产将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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