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杭州知州任内，主要政绩，也是他一生最能夸口的政绩就是疏浚西湖事了，其实其中是做了不少荒唐事。这些，前文已有阐述，这里就不重复了。
苏轼1092年在颍州，仅半年，来去匆匆，没啥政绩，推动了颍州西湖的建设，当然也忘不了颍州苏堤。颍州半年后，苏轼知扬州了。苏轼在扬州也仅半年，苏粉则赞其在扬州时间虽短，但努力革新鼎故，做了几件深得人心的好事，给扬州留下了历史文化，并对之后扬州历史文化的走向和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说苏轼为民请命，为农民历年的“积欠”而伤心。
呵呵，苏轼，有门道，历年积欠是前任官吏的“积欠”，一，不干我事；二，用你生事。苏轼一到扬州，就请求朝廷暂时停止催欠，奋笔疾书，写下了《记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饱之乐。”状文写好后，他担心延误时间，立即命吏卒策马上路，昼夜兼程，送往京城，当时执政大臣以边陲用兵，国家财政紧缺为由，不同意免除“积欠”。扬州附近的几个州瘟疫开始蔓延。有的地方死人不少。苏轼面对现实，心情越加沉重，他不顾政治上可能带来的影响，再次上书，他说：臣访问浙西，饥疫大作，苏?湖?秀三州，人死过半。有田无人，有人无粮，有粮无种，有种无牛。殍死之余，人为鬼腊。苏轼这篇《再论积欠六事四事札子》揭露了当时农民生活的悲惨状况。一直到七月，皇帝诏书终于传来：“不论新旧，各种积欠一律宽免一年”。苏轼为民请命终于取得成功。虽说各种积欠并没有免除，只是放宽期限一年，但老百姓也可以喘一口气了。苏粉们说，此消息在扬州传开后，老百姓奔走相告，喜形于色。苏轼也很激动，有诗为证：民营吏无德，岁美天有道，诏书免积欠，父老颜色好。
这里，从官品言，苏轼此人，真不是好官。从微观看，别以为为一些百姓免除“积欠”是做善事了，其实，这是在做恶事！“积欠”，并非人人“积欠”，而是贫佃农等在“积欠”，许多勤劳持家的、辛勤劳作的无“积欠”的中产阶级类农户，在苏轼的免“积欠”的政策中没有获益，相反会被奚落嘲笑，任劳任怨的美德备受打击。而这“积欠”的获益者，有了消除“积欠”的新思路，并期望着不断获益，则滋生了一大堆偷吃懒做的低能儿和无赖汉。从宏观看，朝廷调你知扬州，就是想让你把扬州的事办好。你倒好，反过来又向朝廷伸手了，要政策，要钱粮，跟在杭州一样，搞了个西湖疏浚，理所当然地向朝廷索取。这种人，朝廷会喜欢吗？请注意，这杭州和扬州，在当时，都是鱼米之乡。鱼米之乡都伸手了，这示范效应一普及，就该改朝换代了，皇帝会舒心吗？所以，仅仅半年，苏轼又被调走了！
之前，朝廷中，有一风闻苏轼在杭州五六里的苏堤谎报三十里的监察御史叫黄庆基的就弹劾了苏轼，说他：“苏轼天资凶险，不顾义理，言伪而辨，行僻而坚，故名足以惑众，智足以饰非，所谓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贼者也。”
这里说说黄庆基，他字吉甫，又字世伦，号灵南，江西金溪黄坊村人。黄庆基与王安石同学，深相亲爱，时有诗词唱和，王安石有《送黄吉甫归金溪》一诗，脍炙人口，于金溪影响极大，诗曰：“还家一笑即芳辰，好与名山作主人。邂逅五湖乘兴往，相邀锦绣谷中春。”王时安石欲行新法，黄庆基因观念不同，就反复劝说好朋友王安石，论其不可，至于涕泣而下。所以，黄庆基其人是个很正直的人，且不论其政治立场，不徇私，不舞弊，其人品好，官品好，大公无私。
老爸，我认为，此黄御史之言甚切，苏轼其人，确是言伪，确是行僻，也确是富智，故其常能惑众，常能饰非，以小人之身窃位而成像模像样的君子。所以，朝廷对苏轼有了一定的认识后，就没让他如愿去越州（浙江省绍兴），而是让他去了定州。1093年的定州是北宋王朝名副其实的边地，面积也要比现在的定州市大许多；定州路统辖定州、保州、深州、祁州、永宁军、顺安军、安肃军、广信军，地域范围相当于今天保定大部和石家庄、衡水一部。是个乱地、凶地、贫地。
苏轼不想去那危险吓人的定州，曾放胆的第二次请求去越州，无果后，苏轼铁了心，不再努力，却装傻仍滞留京师（呵呵，这是忧国忧民、为国为民的光辉形象吗？）。苏轼后来去定州，是被亲政的赵煦下诏严词催赶了走的，所以，苏轼，别说官品，就是基本的人品也成问题，挑肥拣瘦，阳奉阴违，嫌贫爱富，贪生怕死。
到了定州，已是金秋十月。其时，苏轼身上实的虚的头衔有数个之多，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定州军州及管内劝农事、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总之定州的军政大权一时都归于他一人之手。苏轼去的定州，情况不容乐观，天灾几乎让这里一年收成近无，更糟糕的现实是“定久不治，军政尤弛，武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廪赐”，贪污成风，饮博成习，将吏久废上下之分……百姓们都眼巴巴看着呢，这个一把手不好当啊。
苏轼怎么办？懒散了一阵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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