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他治病：元佑四五年灾荒之际，瘟疫流行，杭州是水陆交会的地方，疫疾死亡率比别处都高。苏轼派人作稀粥、药剂，救活了很多人。考虑到杭州重镇，苏轼捐了五十两黄金，加上公费，合起来办了一个病坊，叫做安乐坊，收纳贫困病人，为其治病。苏轼亲率医生分坊治病，得医而愈者千余人。在古代官方慈善医疗事业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4、他浚湖：苏轼元佑四年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时，西湖的沼泽化已经十分惊人了。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而西湖起着为百姓和农田提供水源的作用，“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直接影响着杭州的存亡。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后人称为苏公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后来演变成“三潭印月”。呵呵，东坡肉的故事就是因浚湖而发生，有人已经讲了，我就不多嘴啦。
5、他开河：杭州中贯运河，舟行市中。但长期以来，地方官贪图方便，引引潮水入河，海潮每至，泥沙淤积，漕河失利，舟行困难，不得不三年一淘，劳民伤财。苏轼亲自视察杭之水系后，带领人民疏浚茅山、盐桥二河各十余里，水皆深八尺以上，是几十年来浚河从未达到的深度。又根据精通水利的苏坚的建议，在两河间筑堤闸，控制河水与潮水。自后潮不入市，河道不淤，舟楫常行。
6、他引水：上次修好的六井和沈公井再度废堙，杭州人饮水非常不便，一斛水甚至卖到八钱。苏轼决心彻底永久解决百姓用水问题，亲谒茅庐拜求前次参与治井现已年过七十的老僧。苏轼采纳了老僧的建议，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以瓦筒把六井水直接引至千家万户，并扩大了供水范围。从此，“西湖井水，殆遍全城”。苏堤三潭印月就是他的杰作。
这里的六条伟迹，与《苏轼治西湖》相合，而现在的王木木放眼看来，觉得事实并非如此，其中奥妙无穷：
1、他修井事，前文说这是苏轼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时作为，其时知州是陈襄，若lùn_gōng绩，职通判的苏轼最多是个协从有方。苏轼现在第二次到杭州，如其《乞开西湖状》所言，需重修六井。那，井是井事，湖是湖事，为乞开西湖从中央批得的钱财、粮食、度牒应用于湖事，专款专用，懂不？混为一谈，说轻了，是不懂财会，说深了，涉嫌混水摸鱼。
其实，在那个年代，通判，是一个很得罪上司的职位，因为通判的职能就是和知府操事，并向朝廷打小报告，对地方领导起到监督和制约作用。所以每地的领导对通判都是很烦心的，曾有一个姓钱的爱吃螃蟹的知州就明确要求朝廷把自己派到一个“有蟹无通判”的地方去任职，可见知州对通判厌恶之深。
苏轼在通判杭州期间并没有任何政绩，陈襄来杭后，把杭州城里的六口老井挨个掏了一次，出水多了点。苏轼马上写了一篇《钱塘六井记》。结果，被后世粉苏者吹成“因法以便民”。
时，六井事，非大事。其时，凡大事均需上报朝廷，而苏轼好吹，掏井事，被吹成了一利国利民的大工程，说六口老井修好以后，正好遇上大旱，“自江淮至浙右”，所有水井都枯竭了，结果水弄的比酒还贵。只因我们有了这六口井，结果有喝的有洗的麻事不缺。老百姓都“诵佛以祝公”。
然后苏轼就发感慨了，说“余以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天下大旱是不常有的，但我们往往因为不常有的事情而忽略了喝水这样紧急的事情，“此天下之通患也，岂独水哉”，他把这上升到了政治高度了。
2、他赈灾事，前文说这是苏轼第二次到杭州时，灾害严重，冬春水涝，之后大旱。既如此，苏轼干吗要乞开西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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