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苏轼种菱角之策，这放弃了西湖百分之九十九的“惠民”之策，这建设“三潭印月”，不就是让违法合法化吗？不就是在跟《乞开西湖状》在对着干吗？对着干是两个人顶牛，而《乞开西湖状》和“三潭印月”则是苏大人一人所为，且，“三潭印月”本就是《乞开西湖状》的产品，那，这里，苏轼是自已在扇自已的耳光呐？还是两面三刀，混水摸鱼，信口雌黄，鲜廉寡耻呐？
各位，苏轼苏大人的整治西湖，一手乞上，向朝廷要钱要粮要度牒；一手压下，对湖农毁田毁茭毁房产；一脚皮球，不花钱以种菱角除葑草；一脚踩定，有运作三潭印月可保底。这真是，吃小款不如吃大款，吃大款不如吃公款；大小款通吃无松宽，宋一代江山玩儿完。
苏轼在其《乞开西湖状》中所说的“开”的五理由之一是“西湖为放生池，禁捕鱼鸟，为人主祈福。自是以来，每岁四月八日，郡人数万，会于湖上，所活羽毛鳞介以百万数，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万岁寿。若一旦堙塞，使蛟龙鱼鳖，同为涸辙之鲋。臣子坐观，亦何心哉！”既然如此，为活更多“羽毛鳞介”，哪能任由湖农种植菱角，这不是在跟“羽毛鳞介”争夺生存空间吗？苏轼为什么这时就没有“亦何心哉”了？
苏轼在其《乞开西湖状》中所说的“开”的五理由之二是“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其势必自耗散。”既然如此，为何将不能种植的水域只设定为百分之一？又：“咸苦”与“六井渐坏”有关，与“乞开西湖”无关。理由是：杭州的“六井”，历史悠久，并非有些文章所说为苏轼所建。杭州自隋建州以来城市日益发展，但杭州城区是由浅海湾演变成的陆地，地下水咸苦不堪饮用。唐德宗朝李泌任杭州刺史后，组织民工自涌金门至钱塘门分置水闸，掘地为沟，沟内砌石槽，石槽内安装竹管，引西湖水至城内各地，并置六个出水口，即西井、金牛池、方井、白龟池、小方井、相国井，俗称六井。至宋，苏轼将引水之竹管改用瓦筒，并直接接于流向西湖的溪涧。故，北宋之六井，与西湖不甚相关，此理由作为“乞开”的第二大理由，牵强附会了。
苏轼在其《乞开西湖状》中所说的“开”的五理由之三是“可无凶岁”。这个理由是理由，但又不是理由。兴水利，为灌溉，理所当然。但，若兴水利，要伤农，就远离“水利”的本意了。至于，毁了湖田，以保灌溉，究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还是捡了西瓜丢了芝麻，这里，还真没法计算。其实，理论上，只要灌溉得当，工作从水源做起，有无西湖一个样。甚至，如果考虑进水的自然蒸发量，没有西湖比有西湖更能保水。
苏轼在其《乞开西湖状》中所说的“开”的五理由之四是为了防止“吏卒搔扰”。这个理由就有点莫名其妙了，“吏卒”素质差，你不能去跟他讲三da纪律八项注意？你可是两浙路的军政一把手，作为军队的负责人，既然知道“吏卒”惯会“搔扰”，理当头痛医头，哪能头痛医脚？不去解决吏卒的问题，反拿西湖疏浚在这里说事，这苏大人的脑袋里，还有点逻辑性吗？这个主，说白了，就是欺软怕硬。他喜欢惹事；他又怕事。所以，他看着软的，就惹了；看着硬的，就闪了。
苏轼在其《乞开西湖状》中所说的“开”的五理由之五是“水不应沟，则当劳人远取山泉”。这话说得更白痴。西湖之水并非自涌而生，系周边溪涧汇成。若无西湖，直取溪水，减少二次污染，更能保证酒的质量。至于“远取山泉”，若无西湖，酒厂若又远离溪涧的话，不能搬厂？不能打井？不能挖沟渠？不能来个第七井？第八井？
有专家说，中国是土耳其和拜占庭的精神兄弟，属于德性败坏的晚期文明。太监和女人依靠诡诈来战斗，臣民则是驯服的家畜。士大夫从古代骑士演变为近代文人的过程，就是德性衰败的过程。离春秋时代越近，残余的德性越多。日本武士接近西周，zhao鲜士大夫接近宋儒。由宋入明，由明入清，由湘军入淮军，由淮军入北洋，每一次都导致了残余德性的衰败和投机者自取灭亡的胜利。
宋时的士大夫，诗文送到了空前的高峰，道德也开始急剧衰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王安石和苏轼。王安石是还没陷于急剧衰败的洪流，他，贵为权相，粗衣淡食，一生一妻，更没有狎妓养鸡之事了。而苏轼，妻妾成群，到一地，进一批yòu_nǚ少女；换地了，就把开封吃了头汁妾侍变买；到新地，再进货。如果说，在宋，这已成风气，连寇准这样的一面人物，也免不了生活奢侈，狎妓成瘾。但苏轼此人，本质有问题，心眼小，爱中伤，性刻薄，爱享受。他自已是那种天天吃喝玩乐，毫不关心百姓的人，就更讨厌实干派。在乌台诗案中王安石救了他一命，他不但不感恩反而一生都在嘲笑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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