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到范纯仁，他还保持了一些家风，同时也有了点变化。范仲淹温文、恢弘，他则是温文、仁厚外加一点点的愚蠢。不过这点愚蠢很可爱，它是范家的特质，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明明知道要得罪权贵也要忠于自己的心灵，甚至明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也要为国分忧。所谓“在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
这时的范纯仁觉得司马光的行为有问题，他跑去提了个醒。说废除免役法是件好事，但是要看怎样去做。太急了会让基层一团糟，老百姓无所适从。尤其是实施废除法令的人，要是选不好，会造成大面积的混乱。
平心而论，这是常识。当年王安石改革时，免役法是他和宋神宗反复研究了两年多才逐步实行的，先京郊再河北，然后才推广全国。他司马光可好，5天之内全国都改！这种急燥程度真是有点发疯了！
范纯仁提这个醒，是觉得但凡有点理智的人都会答应。可是他错了，司马光这时的状态、心灵都绝不能以一个正常人去衡量，他是垂死前的疯狂，临进棺材了，还决意：我死，你们痛苦着。
范纯仁的多嘴，司马光理都没理。
苏轼第二个登场。说实话他上来时司马光没想到会听到不同意见，想当年苏胡子是坚定地旧党新锐，和王安石斗得火花四射，多少年后都是旧党人士心里永恒的闪电嘛。
可是十多年过去了，苏轼已经变成了苏东坡，人的经历决定心灵，苏轼从最初的一步登天的小地主，贬到外地成政治**犯，回归土地沉淀灵魂，这一步步走来，他对事物的看法和从前有所不同了。
这也是他和司马光的最大区别，司马光从地主到贵族，哪怕是归隐洛阳，都处于人文之巅，享受着世人的膜拜，从来就没有身份上的变化，他始终以纯正的士大夫自居，你们都是无知的草根、贱民、庸人，唯我独大、唯我独尊！
对此，这时的苏轼却没觉悟，他把这时的司马光当作是一个纯正的学者、公正的长官，所以，他摆事实讲道理，把他流放在全国各地的实地经验告诉司马光，说免役法也好，募役法也好，其实都是各有利弊，没有哪个是十全十美的。真正衡量起来，基本分不出好坏，差不多，只看着眼点在哪个阶层受益。
这时司马光沉默不语。
苏轼满腹经纶荡漾，大段语录喷涌。忽然间从两个具体法令过渡到法令改变的根本上，他想在原始点上彻底阐释法令的由来和变化。为此，他从神话时期的夏、商、周三代说起，历经秦、汉、唐、五代，最后说到了宋朝，说得头头是道，最后形成一个核心——法令是可以改变的。
司马光继续沉默不语，法令是可以改变的？那你不就是变法派了？
苏轼却暴跳了起来，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在堂堂当代文坛领袖苏东坡说事时，听众居然脸露愤色，表情不爽，这是对他学识、风彩的极大蔑视！
却不知在司马光的心里，他苏轼已经把当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侮辱得身无寸绦了。和《资治通鉴》的作者说法令的优劣？尤其是该法令还是他15年之间念念不忘刻骨铭心的免役、募役两法？苏轼你当我是白痴啊。
更可气的是，我不理你，你居然从夏朝开始说事，一大堆的一直啰嗦到了本朝。你不知道我15年期间都干的什么吧，我用你来给我讲历史？居然还要求我听的时候脸露微笑！何况你口口声声说法令必须变，得与时俱进，我看你是忘本了。本党魁在15年前就公布了旧党的法令观念——法不可变！最好是三代时的古法一直流传到今天，宋朝才会是最完美的社会。你这样子与俺当面唱对台戏，你是个叛徒吧。
可惜的是，苏轼口若悬河的一直讲了下去，这中间司马光的心理动态被他统统忽略。见到党魁大人脸色不悦，他反而怒了，觉得应该给对方上上官方礼仪课、行为规范课。
苏轼说，当年你和韩琦老相公争论陕西刺勇事件时态度很恶劣，说得很尖锐。韩琦很不高兴，而你坚持到底。现在你当了宰相，难道就不容许下属说话了吗？
众目睽睽，司马光的老脸上艰难地挤出了一丝笑容，貌似认可了苏轼的指责。心里的郁闷却成几何数暴增，在当时只要稍微有心的人，都能察觉到司马光几十年间口不对心，言行不一的众多证据，可当面指出的，除了刚刚被赶走的章惇之外，就只剩下这个苏东坡了。
一时口快，把话明说，苏轼爽了一小会儿。至少司马光承认了自己气量不足，狭隘跋扈。可是一来给自己种下了祸根；二来根本于事无补。
司马光尴尬归尴尬，难堪就难堪，目标达到才是最重要的，就算承认了丢脸又如何，苏轼讲的话照样被无视，不批准。当天苏轼顶着一脑门子的乌云回到家，一边脱衣服，一边摇头叹气：“司马牛！司马牛！”
除此之外，他再想不出别的什么话了。
大文豪没话说了，基本上役法是不是要变的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是要怎么变，变成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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