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一触即发，而就在决战前夜，南京，已出任军委会委员长、当时正忙于上海防卫的蒋介石，却突然召集力行社滕杰等人进行密谈。
这次召见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在2月南京的阴冷夜晚，28名军官奉命赶往远离市区的中山陵园。那里有一片平房，是蒋介石的又一处住所。或许，蒋介石是想借助中山陵的崇高与威严，以便完全接管力行社的权力？
在所有著名建筑中，中山陵罕见地以台阶为建筑主体，在拜谒的人群一步步迈进在山川、翠柏与台阶时，一种自己的渺小、对孙中山事业的仰视感就会产生。在历次失意、退居溪口镇之前，蒋介石都要来中山陵追思、交谈、漫步。他熟悉那种肃穆感。
场外没有设置岗哨卫兵，仅由戴笠一人负联络、警卫之责。没有议程，也不拘形式。蒋介石坐在靠西北面墙壁的一端，上悬总理遗像遗嘱，前置写字台。邓文仪坐在他右侧，面前置长方形茶几做记录。
这种外松内驰的氛围，影响了黄埔学生。他们无声地挺直了身板，像是在开一个军事会议。但它实则是重组中国社会的会议。要求来这么多人，也因为蒋介石老练的权术手腕，他要杜绝办事的人成为寡头。
蒋介石早已伤心于黄埔学生中的党争、权力之争。据说，在杭州召见滕杰等三人时，他就集激将、留余地、先拒后予为一身，说了几句话：“你们组织不起来的。今天组织起来，明天就闹意见……不过，也可以给你们试一试。”但，从他在如此危急的军务中仍然抽身与会，就可以断定，不是“试一试”这么简单。
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军官们根据自己的期别、资历，先后发言，陈述他们对国家的忧虑与希望。第一个发言的是声望最高的贺衷寒。他挺身直立，满怀情感，慷慨陈辞，说到激动处眼含泪水，一下子抓住了蒋介石的心。此后，蒋介石一直屏声静听，没有发言。除非是口音极重的一两句话，在没能听清楚的情况下才要求复述。
贺衷寒整整讲了近一个小时，才敬礼、坐下。此后是胡宗南、桂永清等人。黄埔热腾的生活，训练出了军官的忠诚意志，也训练出了一个个军官的好口才。他们的讲话一直持续到深夜11点，而这时只有七个人发言。
蒋介石是个生活规律非常严谨的人，见到夜已经深了，他打算回到市区去。但是一席对话，让他感慨万千。他被感动了。他宣布：“……明晚此时此地，继续开会。明天时间还不够，那就后天，直到你们谈完为止。”
就是次日，在这一片苍茫的平房，一个被史学界认为是“有意义的插曲”出现了。
第二天晚上，一个黄埔二期学生发言后，戏剧性的情节发生了。已经谈过想法、表达过忠诚的桂永清，突然又站了起来。他情绪激动、言语铿锵。他说，他要“为校长推荐一个对护党救国有‘具体计划’的杰出人才”；这个人是个文人，名叫刘健群，目前正担任他叔丈何应钦的机要秘书。
所有的人，包括蒋介石，都被他的突兀和大胆惊呆了。
刘健群，1902年生，贵州遵义人，老家住在新城石门坎。从他家屋侧的巷子进去就是陈公祠。父亲早年在本街开帽子铺。
在遵义，这是一个既不贫寒也不会太宽裕的人家。他早年的日子是平和的，但辛亥革命后，在兵匪统治下素来贫穷的贵州，“人民生活的困苦，几乎没有语言可以描述。这一幅血泪图，我从小便感受最深，长大成人活到几十岁之后，思之犹有余悸！”
这形成了他关注社会、关怀民生的性情。17岁那年，作为县城弄巷的出色子弟，他考入了贵州省立法政学校。这一年，“五四”风潮席卷全国，也波及到贵州；刘健群因缘际会，以学生身份加入了初初成立的“少年贵州会”。
“少年贵州会”汇集了贵州最优秀、最具现代气息的青年，其领导人包括后来名重一时的何应钦，以及“现代宪兵之父”谷正伦等民国要人。不久后，出于何应钦的赏识，刘健群出任《少年贵州报》主笔。
高度的自信、澎湃的激情结合撰稿磨砺，使刘健群表现出了罕见的演讲天才。后来，他的一个朋友谈到，“刘谈吐风趣，以擅长雄辩、演说驰名……事后听人说，中国的演讲，第一数孙中山先生，其次是汪精卫、黄郛，第四就要算刘健群了”……
这副口才连同何应钦的发迹，使刘健群平步青云。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何应钦主持南昌行营，刘健群以机要秘书的身份，兼任南昌行营办公室主任，军衔少将。
他主要的工作，是负责“江西地方整理委员会”。“少有大志、饱读经史”，是他的过去；文人气质很重、口才恣意汪洋，是他的形象。随着几次围剿的先后失利，他开始细心了解江西民众的心理，思考朱毛在江西的得势。
1930年春天，南京政权风雨飘摇，与此相反，在闽赣交界的大山，一群群目不识丁的青年纷纷加入朱毛的队伍。刘健群为此几近痛楚：是民众愚昧呢，还是“官逼民反”？
对苏区、江西社会略作了解后，刘健群很快发现，朱毛以区区几千华里贫瘠之地，养兵数万，征敛自然也重；就正赋而言，甚至重于政府。但一是注重剥夺富户，二是宣传得力，再是负担平均，四是并无杂税苛捐。显而易见，朱毛财政的特点是取法公平、令行禁止。对山民而言，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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