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恶霸邻居冲进自己家里来打架，劝架的结果，却是自己要把自家大门给拆了，方便恶霸进出，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而且，日本人这样出尔反尔，临时加码，明摆着就不想诚心谈成。
而且，如果说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条件，是不同的日本外交官提出来的，那还能推说是内部沟通没做好可让宋子文备感欺骗的是，提出要中国军队后撤“着弹距离”的，和狮子大开口要求撤退二十公里的，竟然还是同一个人，重光葵。
重光葵，在世界史上很有名1945年，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订日本投降书的，正是这位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重光葵此时，重光葵正是日本驻华公使。
战后，重光葵也写了些书，如果看看他写的内容，重光葵可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致力于消除中日冲突的和平鸽，努力在和军部侵略战争作斗争可是重光葵在一二八事变中，却是一力主张向上海增兵，扩大战争的。
对于自己的表现，重光葵在回忆录中写得很有意思。
他强调，第一，中日两军是发生冲突，不是日军首先攻击了中国军队第二个，日本陆战队的防线濒于危急，“笔者无论如何不甘心让没有武装的数万日本人和亿万的权益一起被排日军队消灭”因此，重光葵要求增兵上海。
很显然，重光葵写的内容和事实不符，而且完全是胡说八道日本军队首先进攻处于防守中的中国军队，这就不用说了而且之后，战事基本一直在闸北中国区域内进行。
重光葵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了这些错误的事实，难道真是自己没搞清状况，以至于错判形势，糊里糊涂才同意扩大事变的吗？
重光葵是战争罪人还是和平斗士？看日本外务省的档案就很清楚。
重光葵在事变后向外务省发电，把情况说得一清二楚：
1月28日中国当局全部接受日本最后通牒，日本侨民却坚决反对，认为是彩虹难逢的时机，甚至“有的哭泣，喧闹之极”，但是当传来消息说日本海军不管中国的妥协，将按计划向闸北进兵时，日本侨民们齐喊万岁重光葵最后在电文中说明“上述情况是酿成28日晚军事行动的主要原因”。
换句话说，重光葵实际上知道的东西比他在回忆录中写的，远远要清楚地多他知道是日本人首先采取了军事行动，他也知道一二八事变发生的责任，就在日本一方。
但是，重光葵却要求增兵上海这就是他在电报中说的：“窃以为，派遣陆军之事，一日不可迟疑”。
重光葵和所有日本人一样，都是撒谎脸都不会红的无耻混蛋。
谈判历来讲的是漫天要价，落地还钱但是像日本人这样，自己开出的条件，一看中国人接受了马上就耍赖再加码，还真是世间少有这哪里还有什么谈判的诚意。
对于无赖之极的混蛋日本人，宋子文怒不可遏，当场掀翻了桌子，拂袖而去。
原本外交是政府层面的事情，和军人无干但是日本军人却一再挑战政府，牵着政府鼻子走，时间长了南京这边也看出点门道来了。
对于日方要求中央军后撤20公里的无理要求，虽然何应钦也很气愤也认为不可接受，可是国力不饶人总还得谈啊既然政府管道已经僵住了，一心不想现在就扩大中日战争的何应钦，就想直接接触日本军方，看能不能谈出点东西来。
于是，何应钦派出政部兵工署署长陈仪和南京中央步兵学校校长王俊，去上海和日本军方接触。
为什么选陈仪和王俊来呢？一个，当然是因为他们级别够高，足以显示诚意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陈仪和王俊，都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而且王俊还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而他们要找的日本上海派遣军参谋长田代皖一郎和日本上海领事馆代理武官原田熊吉，同样也是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毕业。
现如今有个词，叫“同学经济”就是说今后大伙同学毕业之后，可以互相帮衬，老同学见面，总好说话办事但是“同学经济”有个前提，就是这个学校得够优秀，还有学员不要太多。
学校优秀，同学毕业后上位显贵的机会也多，学员够少，大家才会相互熟悉，就算不认识，找人引介也很容易而日本陆军大学正是这样一个好学校，军内级别最高，偏偏群体又很小，像田代皖一郎那期陆大，学员总共也就55个人都是陆大同学，总好说话。
所以，派陈仪和王俊来，就是想用陆大的同学关系来谈而田代皖一郎和原田熊吉看起来也很够意思，很快就表示愿意见面，跟老同学来聊一聊天。
老同学们很快见面了，先是王俊见到了田代皖一郎，而后陈仪也约到了原田熊吉
同学见面就是好办事，王俊和陈仪提出的想法是，两家一起自动撤退，中间空出的距离由第三国派小部队将双方隔开，区域内的行政警察由中国方面继续施行。
不就是想谈和吗？容易何必如此麻烦，还要第三国军队掺和进来，你们中国人退出一定的距离，我们退回租界，至于退出的区域，你们中国警察继续管着就行了原田熊吉很爽快地答应了。
得到这样的回复，不仅让宋子文，也让罗文干、顾维钧等人很有些意外谁都知道，日本人对中国步步紧逼，都是日本军队打头挑事，拖着日本政府往前走没想到这回直接跟日本军队交涉，却发现比起那个出尔反尔的日本政府派出的公使重光葵，似乎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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