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营地流言四起，成排成连的士兵，踏上了开小差的流亡路。
即使一个见多了中国的苦难、并对南京政权极有耐心的西方记者，也认为这是最没有希望的一个季度。
他认为这个国家已濒临绝境，“全面的社会变革已成为中国唯一的生路……再也经不起内战了。贪污、腐败必须根绝，教育必须改革，对农民的苛捐杂税必须减轻”
但这“唯一的生路”又谈何容易？12月14日，“宁都兵变”爆发了，1万7千余名官兵宣布易帜。“宁都又红了”的消息，给南昌、南京以致命一击。
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原是冯玉祥西北军之一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员在该部队开展过工作，对其官兵产生深刻的革命影响，是一支受过大革命影响的部队。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大部共产党员被迫离开这支部队，少数共产党员仍在该部队秘密开展工作。
1930年蒋、冯、阎军阀混战，冯玉祥战败，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收编该部队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任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
次年1月，蒋介石令该路军从山东开赴江西，参加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同年5月，在中村被歼1个旅。7月，参加对中央根据地的第3次“围剿”，进驻宁都，9月，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失败后，在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政策下，该路军留宁都驻守，其他国民党军先后撤出，该路军处于根据地军民的包围之中，对孤军驻守深为不满，内部矛盾很尖锐。
红军反围剿之胜利，给第26路军以深刻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掀起抗日反蒋高潮，第26路军官兵要求回北方抗日救国，又遭到蒋介石拒绝，更加深该路军官兵同蒋介石的矛盾。
不久，孙连仲离赣去外地治病，由第25师师长李松昆代理总指挥。鉴于以上情况，隐蔽在该部的共产党员，积极开展争取工作，因势利导，发展党员，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秘密进行起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12月初，隐蔽在第二十六路军中共产党员的关系落入国民党手中，起义计划被发现，国民党南昌行营命令立即逮捕在该部的共产党负责人刘振亚、袁汉澄、王名五等。
12月9日，蒋介石又派飞机送去一网打尽该部革命者的手令。
在此情况下，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等共产党员立即与赵博生商定，赵博生等人经过秘密策划并与红军取得联系之后，决定趁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和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不在部队的时机，采取果断措施，于12月14日举行起义。
12月14日下午，诸人按照事前商定的计划，派起义部队的主力第七十四旅和第七十三旅直属队控制了电台、指挥机构等要害部门。
同时，用参谋长赵博生名义宴请全军团以上主官，趁机逮捕了所有反对起义的军官，并把代总指挥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的师部包围缴械，为起义扫除了障碍。只在包围第二十五师师部时发生片刻枪战，有几人伤亡，其他没有任何损失。
除李松昆听到枪声后只身越墙逃掉，驻在城北的1个团因路远未能参加外，全军一个军直、两个师直、六个旅直、十一个整团，共17000余人，携带两万多件武器，全部参加了起义。
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肖劲光任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辖3个军。
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十五军军长，何长工、黄火青、左权分别任各军政治委员。同时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第2天起义部队开进苏区。
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率全军1.7万多人宣布脱离国民党，参加红军。而此时的红一、三军团，加起来也只有2万多人。
在各方面压力下，作为权宜之计，12月15日，在重申自己是“孙逸仙信徒”、并呼吁国民党的统一后，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
同日，中常会临时会议批准蒋介石请辞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各职，并决定以林森代理国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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