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六日，郑勋睿奉旨进入乾清宫。
早朝的争论，早就传开了，弹劾的奏折不了了之，相反是刘宗周等人遭遇到训斥，以至于刘宗周抱病在府邸，准备要辞去工部侍郎的职位了，这个信号，被众人解读为东林党人遭遇到打压，张凤翼和郑勋睿等人则是受到了皇上的重视。
有关内阁的人员，早就传的沸沸扬扬，八月十五这一天，本来是要宣布内阁调整事宜的，可惜因为刘宗周等人的弹劾，以及皇上的发怒，导致早朝没有直接宣布，大概皇上也是考虑到了，若是当初宣布，可能引发更大的争论。
郑勋睿在知道这一切之后，感受到的是好笑与可悲。
朝廷大臣的调整和变动，本就是皇上的权力，居然到了不能够直接宣布的境地，可见大明的言官制度，已经发展到畸形的地步，其实在正德和嘉靖年间，这种苗头已经冒出来了，就说给事中和监察御史，品阶不高，也就是七品的官员，却能够直接弹劾内阁大臣，甚至在公开场合直接顶撞皇上，至于说弹劾之意见建议是否正确，倒不是最重要的。
大明读书人所谓的骨气，同样发展到死守条规迂腐僵化的地步，让郑勋睿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嘉靖年间大礼仪的事情，正德皇帝溺亡，无子嗣，弟弟嘉靖皇帝继位，以杨廷和为代表的文臣，要求嘉靖皇帝认孝宗皇帝为父亲，而称呼自己父亲为叔父，杨廷和等人所依旧的就是程朱理学，嘉靖皇帝当然不会同意，也是持续二十年之久的大礼仪之争由此展开。
虽说嘉靖皇帝在这场大礼仪之争中，采取了相对血腥的手段，廷杖打死了不少的大臣，最终坚持了自身的意见，可明朝读书人所谓的以大局为重割舍亲情无视人伦的做法，让任何人都无法理解。他们的迂腐已经到了食古不化不近人情的地步了。
言官制度的畸形发展，到了万历年间，已经很是严重，以至于内阁大臣之间的斗争。都利用言官来实现，言官可以不顾事实进行弹劾，近似于胡搅蛮缠了，弹劾的对象包括内阁首辅，文武百官。要说这些言官若是从基层起来的，了解民间疾苦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也就罢了，可惜这些言官，大都是翰林院庶吉士出身，高中进士之后，在翰林院学习几年时间，就进入都察院和六科了，在他们的内心，遵从的就是所谓的理学，遵照执行的全部都是所谓的圣人之言。毫无创新，更不知道时代在进步。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科举被上层官员高度重视了，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举人或者进士的恩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那么自然就能够从言行举止影响到读书人，不管他们是进入朝廷还是散落在社会各个阶层。
东林党浙党之类的利益团体，也就是在如此情况之下产生的，国家兴亡百姓疾苦在这些党团之中已经居于次要地位，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成为了首要任务。所以党同伐异等等情形，层出不穷，成为大明朝最大的痼疾，无法消除。
想要改变这样的情形。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除非是大动干戈，可惜的是皇上没有这等的魄力，恐怕也没有这样的能力。
内阁首辅温体仁内阁大臣张凤翼钱士升张至发等人站在前面，户部尚书侯恂漕运总督杨一鹏礼部左侍郎黄士俊礼部右侍郎贺逢圣南京礼部左侍郎孔贞远等人，站的稍微靠后一些。
这一帮人之中。集聚了读书人之中的翘楚，黄士俊是万历三十五年的殿试状元，钱士升是万历四十四年殿试状元，郑勋睿是崇祯四年殿试状元，贺逢圣是万历四十四年殿试榜眼，孔贞远是万历四十七年殿试榜眼。
年轻的郑勋睿站在这群人之中，特别的显眼，尽管是殿试状元，不过他二十二岁的年纪，还是有些鹤立鸡群的味道。
辰时，皇上出现在乾清宫。
跟在皇上身后的是秉笔太监王承恩以及高起潜，王承恩的手里捧着圣旨，脸上没有什么表情，高起潜跟随进入乾清宫的时候，看了一眼郑勋睿，迅即低下头。
很快，王承恩开始宣旨了。
跪在地上的郑勋睿，有些恼火，每次到京城来，进入乾清宫之后，总是免不了下跪，这个在众人看来非常平凡的动作，在他看来就不正常，总觉得自尊心遭遇到了挑战，所谓归天跪地跪父母，其余人还不值得他跪的。
这一份圣旨的确不一般。
张凤翼敕封文渊阁大学士，赐太子太保，成为内阁次辅，杨一鹏侯恂黄士俊贺逢圣孔贞远等人敕封东阁大学士，敕封太子少保，参赞机务。
内阁一下子扩充到了八人。
王承恩宣旨之后，张凤翼等人领旨谢恩。
接着高起潜开始宣读第二封圣旨。
郑勋睿出任漕运总督，兼任淮安府扬州府庐州府凤阳府徐州和州滁州巡抚，领户部尚书右都御史衔。
杨廷枢出任应天府府尹，詹事府少詹事魏呈润出任右副都御使山西巡抚。
工部左侍郎刘宗周出任南京礼部尚书，原南京礼部尚书董其昌因为身体原因致仕。
卢象升出任兵部右侍郎右副都御使，五省总督，兼任湖广巡抚。
圣旨宣布之后，郑勋睿迅速成为朝中众人关注的焦点。
大明最为重要的两个地方职位，其一是漕运总督，其二是蓟辽总督，这两个职位，必须是以六部尚书或者都察院都御史的职位出任的，其权力都是很大的，漕运总督兼任四府三州巡抚，管辖南直隶四府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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