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德罗认为秦放歌就是这样极具天赋的作曲家，也是特别能激发公众想象力的作曲家——换句话说，就是和这个世界的天才作曲家弗雷德，相对另外一个时空就是莫扎特和舒伯特这样类型的。
像他们这样的作曲家，音乐简直就象泉水似地从他内心涌现出来，他甚至来不及把它记下来。这种类型的作曲家可以从他多产的作品中辨认。舒柏特在某些月份每天写一首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人的创作与其说是从一个音乐主题开始的，不如说是从一首完整的作品开始的。他们都擅长于写比较短小的作品。即兴创作一首歌曲要比即兴创作一首交响曲容易得多。要持续在长时间内自然地获得灵感是很不容易的。就连舒伯特也是在处理短小的乐曲形式方面更为成功。自然地富有灵感的作曲家只是一种类型的作曲家，他们一般有自己的局限性。
偏生秦放歌是个例外，他比这类型的作曲家做得还要出色，这点，完全可以从他现在所创作的音乐作品数量就可以判断得出来。
但他又不像结构类型的作曲家，他们确实是从一个音乐主题开始的。毫无疑问，约翰克利斯朵夫（另外时空的贝多芬也是这类型），现在都还保留有当时他们记录主题的笔记本。从这些笔记本中可以看到他如何对自己的主题进行加工，不把它们加工到尽善尽美他决不罢休。贝多芬也根本不是舒伯特那种自然地富有灵敏的作曲家，而是那种从一个主题开始，使它萌芽，然后在这基础上日以继夜地、不辞辛苦地把它创作成一首音乐作品的作曲家。
还有一种类型的创作家可以称为传统主义者，像是帕列斯特里那和巴赫之类的作曲象就属于这一范畴。他们是出生于音乐史中正当某种音乐体裁的发展即将达到顶点的特定时期的代表性人物。这种时期的问题在于用大家所熟悉的和公认的体裁作曲，并超越前人。贝多芬和舒伯特则从不同的前提开始。他们俩认真地要求独创性！舒伯特实际上是单枪匹马地创造了歌曲的形式；而有了贝多芬之后音乐的面貌全部改观了。巴赫和帕列斯特里那只是对原有的东西作了改进。传统主义作曲家与其说是以一个主题开始的，倒不如说是以一种型式开始的。帕列斯特里那的创作与其说是主题的构思，不如说是对某种固定的型式加以个人处理。即使是在《平均律钢琴曲集》中构思四十八个最富于变化和灵感的主题的巴赫，也是事先就掌握了这种总的形式的模型。
秦放歌这货在把巴赫的《十二平均律》当成自己作品拿出来后，在上半场的交响音乐会上，就是由吴泓芹所演奏的“前奏曲和赋格”。
这无疑也让亚历山德罗这个专业作曲家越发的迷茫，都知道秦放歌创作速度快质量高风格也多变，他似乎也集齐了所有作曲家的优秀特征于一身，天赋高，还勤奋（要不然也没办法完成这么多的音乐作品）。
也有第四种类型的作曲家——先锋派：像十六世纪的吉索尔多，十九世纪的穆索尔斯基和柏辽兹，二十世纪的德彪西。他们的创作方法与传统主义者是截然相反的。他们显然反对用传统的方法解决音乐问题，在很多方面他们的态度是实验性的----他们寻求增添新的和声、新的洪亮度、新的形式原则。
秦放歌的作曲也有先锋派的特征，他那首极具印象派音乐特征的《月光》奏鸣曲，就是最好的证明。他自己是抄德彪西的，可亚历山德罗以及这个世界的其他作曲家并不知情啊，哪怕有所怀疑，在这个世界上，也根本找不到这些伟大作曲家出来。而且，他们要是有这水平，自己都出名了，轮得到秦放歌去抄袭？
亚历山德罗自己身为作曲家，也是最清楚一首完整的音乐作品，按照一般的情况，究竟是如何完成的。
作曲家们对他的乐思的表情性质的具有某种概念，他知道如何应用他的乐思，并且事先想到用那种体裁最适合。但是他还没有写出一首乐曲。乐思并不等于写首乐曲，它只能导致一首乐曲。
作曲家很清楚要完成一首作品还需要一些其他的东西。首先他力图找到一些看来可以与原来的乐思相配合的乐思。这些乐思可能与原来的乐思具有类似的特点，也可能与它形成对比。这些附加的乐思可能不像原来的乐思那么重要——它们通常只起辅助作用。然而为了完成第一个乐思，这些乐思看来也是很必要的。但这还不够！必须找到从一个乐思到达另一个乐思的方法，这通常是使用“过门素材”来完成的。作曲家要想对自己原有的素材进行加工还有其它两种重要的方法。其一是延长法。作曲家常发现需要延长某一特定主题，以便使它具有更鲜明的特点。还有就是很多作曲系学生们都写过的素材的发展，这是作曲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有这一切对创作一首大型乐曲来说都是必须的----萌芽状态的乐思、次要乐思的加入、乐思的延长、联接乐思的过门素材、以及这些乐思的充分发展。
此后就轮到最难的任务了——把所有的素材都“焊接”起来，使它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在完成的作品中，一切都必须安排就绪。聆听者必须能够在听这首作品时找到来龙去脉。决不能使它有混淆主要主题与过门素材的机会。作品必须有开始段落、中间段落和结束段落；作曲家的任务是使聆听者始终能意识到自己听到了以上哪个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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