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劳分配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和剩余价值剥削概念相对应的一种概念。
我们就用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的立场来理解的话，按劳分配这个概念指的就是，你干了多少活儿，做了多少事，你干的活做的事所产生的价值，都要归你这个劳动者所有。
按劳分配这种分配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是争锋相对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必须接受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剥削。也就是说，一个劳动者创造出来的价值绝大部分都被资本家夺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劳动者创造出来的价值，除了其中一部分必须上缴国家作为国家运营的成本以外，他的大部分生产所得都归他个人所有。
按劳分配这种制度，无论是对封建社会的剥削者来说还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者来说，都是非常不可理喻的事情。
在这些人看来，土地、农具、耕牛、厂房、机器、甚至劳动者本身都是他们的东西，这些东西所产生的一切价值，就都应该归他们所有。劳动者吃他们的，穿他们的、住他们的、用他们的，劳动者本身就应该属于他们。那么劳动者付出劳动产生的价值，自然而然的也应该归他们所有。
剥削制度这种东西能够从奴隶社会开始到现在存在几千年的时间，这个东西本身要是没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是不可能站住脚这么长的时间的。但是剥削制度这个东西，无论是在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它都必然的要产生周期性的它本身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
奴隶社会的暴动，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这些都是剥削制度的不合理性积攒到一定阶段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自然而然的产生的重新洗牌的过程。如果剥削制度真的像统治者本身宣传的那么美满和完好的话，奴隶社会怎么会进化到封建社会的，封建社会又是怎么进化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呢。
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之所以会产生，也是因为资本主义本身的周期性矛盾一直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内部洗牌，发生周期性危机的情况下，由先进的思想家总结经验和教训后寻找出来的解决这种周期性矛盾的办法。
要知道，剥削制度这种东西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它是具有先进性和创造性活力的。可是，一旦到了它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品的时候，周期性爆发的各种危机，就会直接的威胁和破坏人类社会本身。
新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思想理论不是因为创造和探索这些社会制度和思想理论的人对于旧的社会制度和思想理论有什么个人仇恨而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的。
因为那样的原因，往往产生的是造反者。而只有出于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这样纯粹和明确的原因的时候，才会产生真正的革命者。
肖文龙这个人虽然不怎么关心自己家的收入是怎么产生的。自己的大善人父亲是怎么进行生产的。可是作为地主的儿子，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份子，即使肖文龙一直以行医为生，可是他还是本能的对于闫爱华的观点感到不舒服。
在新岗位工作了一个星期之后，他在休息日找到了劳改营警卫队政委闫爱华向他讨教问题。
这个时候的肖文龙已经搞清楚了自己为什么会对闫爱华说的按劳分配制度不满意的原因了。他觉得地主也是百姓中产生的。地主也是靠着一点点儿的积累才能够从平民成为地主的。从这个角度讲，地主也是通过劳动获得的生产资料。这样看来，地主对于雇农们的剥削就具有合理性。
闫爱华作为第三批加入复兴会的党员，在复兴会里学习的理论知识里，给他震撼最大的就是复兴会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教育。就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闫爱华才真正的明确了复兴会的先进性和革命性。而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学习，闫爱华的思想才从对地主老财的个人仇恨上升到了对整个阶级社会的批判性认识的。
复兴会的党员们对于地主老财的认识，是随着王书辉在明朝末年的实践不断的进步的。最开始的时候王书辉偶尔对于封建地主阶级们还会有治病救人的兴趣。可是现实无情的教育着王书辉和复兴会的党员们。
除了极少数，或者说凤毛麟角般的极少数开明地主能够接受复兴会的思想，选择从农业地主转化为工业资本家以外。绝大多数，或者说百分之九十九的地主老财们，脑袋像金刚石一样不开窍。
他们认为天底下最大的道理就是他们的道理，天底下最真的道理就是他们的道理。像复兴会那样开明仁慈的提出土地换机器，土地换技术，土地换资金，实实在在对他们有利，立时立刻的就能让他们赚更多的钱这样的好事情，他们都完全的不接受。
所以到了今天，无论是王书辉还是复兴会，都认为绝大多数地主老财们没有被挽救被教育被改造的可能。
闫爱华以前在土改工作队是工作过的。对于他来说，原本他是带着一种报复的心里把一个个抗拒改造（复兴会给地主们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接受复兴会的帮助，交出土地开工厂。一条是老老实实的接受土改。）的地主老财和土豪劣绅吊上绞刑架的。
可是这样工作干多了，他也开始思考了起来。明明地主老财们都知道，接受改造成为工业资本家，立即就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这样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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