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正军身死,即以户中壮丁补充,但由于军人生活困苦,逃兵甚多。洪武初年就开始有逃兵。至洪武三年十一月,逃亡者计四万七千九百八十六人,因此有“根补”、“勾补”等方法。
根补即抓回逃军,勾补则由其户中以丁补,但此举既扰民又扰官,亦有军官藉此贪污,迫害人民,使乡里间痛苦不堪。而且逃兵有增无减。
正统三年(1438年),逃亡官军竟达一百六十三万三千六百六十四人,从此以后,大明朝开始有募兵之举。
正德十四年吏部尚书王琼上疏:“天下都司卫所每岁差去勾军官旗不下一万六七千名,计所勾之军,百无一二到卫。有自洪武、永乐年间差出,到今三十余年,在外娶妻生子,住成家业,通同军户,窝藏不回。”
嘉靖八年,桂萼公布天下兵籍,仅有兵士九十七万。
军士的逃亡,除生活上的因素外,与其社会位的低下也有着直接的关系。
明朝初年因需要武力,故较重视军人。其后大明承平日久,武力不再重要,军人地位就大为降低。加上以罪犯充军,使的军人的形象更为低下。
嘉靖年间,有些卫所逃亡军士达到在籍军士百分之七十左右。至16世纪初,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已达其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许多边地驻军只剩下一半。
实际上,到了嘉靖年间的时候,整个大明的卫所,都不再能够承担其本身的军事职能了。各级军官变成了地主,士兵们则全部都变成了农奴。
从这个时期开始,募兵制度就变成了一个常态。募兵制从此就成了大明朝的正规军事体制。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因为朝廷不停的向各级卫所拨发军饷。一方面,因为军田的种植不用负担国税。所以,从总体上讲,卫所的士兵们(农奴)们的生活,基本上还可以过得去。他们虽然吃不饱,但是大多数人并不会彻底的饿死。
但是,这一情况,从万历年间开始彻底的改变了。主要的原因就是,小冰河气候开始在中国大规模的爆发。
仔细的研究万历以后明代的历史材料,就可以发现,从万历时期开始,中国大地上,不仅农民起义开始此起彼伏,各地卫所的兵变,也逐渐的变成了一种常态。
军户的人数是在不断的增长的。卫所的土地总量不仅不会增加,而且在军官和士绅们的吞没掠夺下,还变得越来越少。再加上各种水旱灾害不断的爆发,粮食产量大规模的下降,这就导致,整个大明朝的兵变,变得越来越多。
就以杨守业的祖父来说吧,作为一个世袭百户,归到杨家名下的军人,正常情况下应该有一百人。但是,实际上,杨家名下真正的兵丁只有四十多个。原本一个百户名下的军田,怎么也得几百亩。而实际上,杨家分到的土地总共才三十多亩。
所以,名为六品武官的杨家,一年下来,把应该上交给上级的军粮(虽然不交国税,一样要交粮食上去)交上去之后,剩下来的粮食都不够给本百户的军兵们糊口的。
整个杨家麾下的四十多个军兵,只有十几个人是在杨家负责耕种土地的。其他人都是在杭州城里打工为生的。
别看杨家似乎挺惨的,一个六品武官的日子,好像不应该这么落魄。但是实际上,杨家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毕竟身处杭州富庶之地,军户们的逃亡情况还不严重。
事实上,在天启崇祯年间,大明朝军户的逃亡比例,基本能够达到百分之八十左右。
以大明朝的根本重地,北京来说。纸面上,北京城里最少有军兵二十万以上。但是,在嘉靖年间的时候,北京城里就没有任何能够作战的士兵了。
嘉靖时期,蒙古兵包围北京城的时候,道君皇帝手下的重臣们,没有办法从北京城里弄出一个可以出城作战的士兵。
蒙古兵还是因为奈何不了北京城的城墙,天气越来越暖,各路援兵正在赶往北京的情况下,主动的撤离了北京,回到草原上的。
由此可见,到了天启年间,在小冰河气候下的卫所兵们,他们的农奴生活会多么的凄惨了。
即使是在杭州城这样的天下富庶之地,杭州卫的士兵们,也是饥一顿饱一顿,不少年老体衰身体不好的军户,经常的就会直接饿死。
卫所兵的日子不好过,老百姓的日子很艰难。但是,作为地主士绅阶层的杭州读书人们,日子可是很快活的。就这样,在1624年正月的时候。因为一群读书人点着灯整夜嗨皮,导致了一场大火。
你可以想象一下,同样是在大过年的时候,一边是读书人整夜宴饮导致大火,一边是卫所农奴兵饥寒交迫,衣不蔽体。自己的老婆孩子,老爹老妈,连冻带饿的奄奄一息。这群卫所的农奴兵不起来作乱,那反倒是很奇怪的事情了。
平常的时候,卫所兵作为农奴老老实实的接受剥削的时候,卫所里的军官们大可作威作福,威严大大的。可是,到了这个时候,长了点脑子的军官们,都知道自己那两下子,真要去面对愤怒的农奴军户的话,只有被撕成碎片一个下场。
这个时候,卫所里的军官们看了一圈,发现了杨守业这个可有可无,无声无息的人物。对于他们来说,他实在是当炮灰、背黑锅的最佳选择了。
面对乱兵的时候,这群脑满肠肥的已经彻底蜕变为地主的军官是惶惶不可终日的少数派。可是面对杨守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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