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关于避实击虚，它强调，“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我因其虚而攻之”，这也是兵家制胜的不二法门。无论在战争上，或在战役战斗上，主攻方向都应选择在敌既虚弱又是要害之处，这样才能用力少而收功多，一战而胜，再及其余。
其二、精心运筹决胜，造成最佳战场布势。
《尉缭子》对作战决策十分重视，“高之以廊庙之论”是它提出的名言，它把“庙胜之论”列在预测战争胜负的五个条件之首。它认为，如果没有胜利的把握，不具备胜利的条件，就不能出战，即所谓“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尽言攻”。它批评那种计划疏漏，侥幸取胜的做法是“曲胜”，说:“曲胜言非全也，非全胜者无权名”，是不懂得战争谋略的鲁莽将军。在作战指导方面，它提出:“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即进攻在于出敌意外，防御在于巧妙伪装，这是总的原则。为了形成最佳的战场布局，求得有利的态势，它注意到一方面要“事在未兆”，先期作好准备；另一方面要广施权变，迷惑、欺骗敌人，所谓“战权在乎道之所极、有者无之，无者有之，安所信之”。自己站稳脚跟与不让敌人站稳脚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关键是“修己”，是否确实具备了取胜的把握，做好了胜敌的准备。战场布势的具体内容是多方面的，攻、防、追、遭、退。各有自己的特殊要求。即便同是防守。野战防御、阵地防御、城邑防御、河川防御等等。也都各有自己不同的防御要求。以城市防御为例，《尉缭子》对此作了若干精辟的论述，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超过了两《孙子》，也超过了《吴子》。这里，仅摘引一段就可以看出它关于城市防御布势问题的见解是何等高明:“凡守者，进不郭圉，退不亭障以御战。非善者也。豪杰雄俊，坚甲利兵，劲弩强矢，郭中。乃收窖廪毁折而入保，令客气十百倍，而主之气不半焉，敌攻者伤之甚也。”又说:“其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在城市防御的指导思想和作战布势上，它注意到了坚壁清野问题，注意到了城坚、粮丰、水足、兵力优势、装备精良的问题。尤为可贵的是它十分重视机动部队适时策应。
战场布势虽然因作战样式不同而有不同的要求，但是。也有其共同的、一般的原则，这是有普遍意义的。这在《尉缭子》中主要表现为关于奇正的论述。它认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这固然是一般的部署兵力和使用兵力的原则。我们还要注意它所说的“所谓诸将之兵在四奇之内者，胜也”。何谓“四奇”?“四奇”就是五军阵推演为八阵时，从“四正”中分离、变化而成的机动部队.我们从《分塞令》这一篇中清楚地看到，《尉缭子》所言布阵之法主要是五军阵一一“中军、左、右、前、后军”。中军是指挥员控制的机动部队，古兵法称之为“余奇之兵”。阵形无论如何变化，中军始终居中，位置不变。变化的只是前、后、左、右军，即“四正”。古兵法关于五军阵变换为八阵，有两句名言:一是“数起于五而终于八”；二是“四正、四奇，八阵生焉”。前、后、左、右四军分离、演化之后，就在前左、左右、右后、前右四个方向上部署兵力，称之为“四奇”。《尉缭子》认为，善于在“四奇之内’，巧妙部署兵力，出奇制胜，就能取得胜利.可见它对于运用“奇正”造势是相当重视的。
其三、临阵审时度势，充分发挥击敌威势。
如果说前两项之建立对敌优势和形成有利态势都还只是战斗力处于蓄势于前，都还只是能量尚未完全质变为势的“形”，那么，得到充分发挥的击敌威势，或常言所谓破竹之势，就是战斗力由静态的“形”转化为动态的“势”，已属于“任势”的范围了。如同物体的重力势能一样，质量大，高度大，重力势能就大。《孙子》用高山滚右来比喻军队的锐势，今天，我们用拦河坝的水力发电作比喻则更为贴切。拦河坝的水位愈高，水流下落形成的功能就愈大。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由此进一步追索:物体的重力势能是由物体的质量、重力加速度、高度三者的乘积决定的，那么，军队在战场上所发挥的锐势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
《尉缭子》的回答从全书看，似乎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指挥专一，先发制人，避实击虚，兵贵神速。
关于指挥专一，它说：“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又说:“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它主张的这种“三不制”、“四无”，就是主张授予将领机断指挥之权。将领指挥专一，便能形成“一人之兵”，才能锐不可当，“天下皆惊”。关于先发制人，它征引《兵法》说:“千人而成权，万人而成武。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然后得出结论:“故兵贵先，胜于此，则胜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采。”先机而动，先发制人，这在战役、战斗上从来就是兵家制胜的信条。至于在战略上，先发制人固然也会取得突然击敌的效果，这只是从纯军事的角度而言。如要考虑性质，社会的、国际的影响，那就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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