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方面自从1934年奥匈皇帝访华后，即开始了大规模的重整军备和兵工厂搬迁工作，江南制造局和金陵兵工厂内迁至重庆，德县兵工厂迁至包头，福州马尾造船厂和海军兵工厂迁往广东的钦州湾。同时，国内的陆军包括地方的省军开始重新整编，由蒋方震主持的军训部主持军队的整编和兵备人员的训练。
限于财政，北洋政府的军队规模要比另一个时空中南京政府时期要小得多，由于没有内战，各省的军阀势力被压制，中央陆军一直保持在不到50个师的规模。为了加强中央的管理，国内被划分为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华东、华南和西南七大战区，国内的势力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整和分配。
在民国政坛不倒翁似的阎百川终于修成正果，成为华北战区总司令，西北战区总司令由段系的吴光新担任，华南战区由桂系的马晓军任总司令，黎系的蒋雁行任东北战区总司令。西南战区经过一番争夺，段系最终占得上风，由段系大将靳云鹏出任战区总司令。华东战区最终被直系获得，由陈光远出任总司令。华中战区黎系与直系争夺激烈，最终直系的吴佩孚凭借着北洋的身份成为战区总司令。
与另一个时空抗战时的兵力部署正好相反，由于首都在北京，华北和东北方面重兵云集，但华东及华南的兵力却相对薄弱。
自从1934年开始，国内的五大兵工厂——林县、太原、包头、汉阳和四川兵工厂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和履行。其中汉阳兵工厂每月能够生产10000支步枪和300门火炮，林县兵工厂主要生产步枪和机枪，每月的产量为步枪12000支和轻重机枪600多挺。相对而言其它的兵工厂的产量要少一半。江南兵工厂迁往了重庆，目前刚刚恢复生产，但江苏省长兼镇守使齐燮元却认为这是北京故意在削弱他的力量，一直在阻挠金陵兵工厂的搬迁。
苏俄的入侵还是让北洋政府有些所料不及，大批的军队开始在张家口集结，一队队整装待发的部队在张垣火车站的站台上待命，准备北上增援。
在中国向北方的蒙古和新疆紧急增兵的同时。日本却在酝酿着一次大的侵华计划。
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伪满洲**在奉天的新民、吉林的双辽和黑龙江的安达三地挑起事端，不过在东北边防军的打击下。伪满军的进攻遭受了失败，只得又退回到了奉天、四平和哈尔滨。
在日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读卖新闻，三大新闻报社为首。却在颠倒黑白。大肆宣传中方出动军队向满洲发动进攻，被日本关东军和满洲军联合击退。日本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让本来就充满着侵略思想的日本人更加情绪高涨，这些年大日本皇军战功赫赫，在远东和满洲为帝国开疆拓土的关东军已经成为了日本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各地社会团体纷纷展开活动和请愿集会，要求惩诫中国，军队开展“积极行动”，以保护在远东和满洲的日本侨民生命财产安全。
在陆军部的策动下。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实际上已经与苏俄外长莫洛托夫达成了瓜分满洲和蒙古的协议。但现在政府与陆军部之间却存在着严重的分岐，近卫内阁并不希望过早地卷入到“支那战争”之中。但以杉山元大将为首的陆军强硬派却主张立刻出兵。
新任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是日本著名的五摄政家族之首的近卫家族成员，在贵族圈中很受人尊重。近卫内阁的成员包括陆相杉山元大将、海相米内光政海军大将，外相广田弘毅，藏相贺屋都是日本军政界德高望重的元老或权威人物，特别是陆相杉山元和海相米内光政，他们是现役的陆军大将和海军大将，在军队中拥有着很高的威望。
“吞并满蒙”是日本自明治以来一直坚持的即定国策，从来就没有动摇和改变过。历任政府无非分为“渐进派”和“急进派”，在执行过程中略微有所区别而已。日本曾大力支持过广州的军政府，企图挑动起中国的内战，但由于数十万“劳工军团”的回国，北洋政府的实力大大增强，最终得以压制了南方军阀，“广州革命政府”最终解散，日本人的如意算盘落空。
在张作霖企图使东北三省回归中央领导之后，在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河本大作等关东军参谋人员的策划下，日本关东军和满洲铁路守备大队冒险一搏，反而让日本得到了大半个满洲，关东军顿时成为日本国民心目中的英雄，这更助长了日本陆军的侵略气焰。
与苏俄合作，入侵满蒙的作战计划是在石原莞尔的一手策划和操作中促成的。
石原莞尔因为在“满洲事变”中的杰出贡献，使他在陆军中拥有了一批坚定的追随者，其中就包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河边正三，及作战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等一大群参谋人员。而实际上，由于日本陆军的特殊体制，作战的指挥权都掌握在这些中级的参谋人员手中。
石原在“满洲事变”后担任了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并快速晋升为陆军中将，这更加鼓励了那些好战的参谋军官们。石原在任期间负责制定《国防国策大纲》，详细制定了侵略整个满洲和蒙古的作战计划。
在苏俄开始入侵远东共和国的第二天，在东京举行的五相和参谋本部联席会议上。石原就坚决支持立即发动战争，与苏军配合，瓜分满蒙。这个提议得到了参谋本部支那课永津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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