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资本主义首先要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使得财富与生产资料迅速集中到资本家手中，原始积累的方法就是俩，一是靠赚，也就是商业，二是抢，也就是掠夺。
而明代呢？假设华皇自己是一个穿越到明朝去的商人，大明朝，大家都关门男耕女织，不需要太多交易，因此国内市场狭小，赚不了大钱。
九边，朝廷和蒙古人搞边贸合作，可总赊账，你要钱就砍你。对外贸易就不用说了，海禁，你出不去，出去了就是倭寇，杀光。但你还是经不住利润的诱惑，好不容易走一私回来攒点钱，没被逮着，发了财，上下打点好，还出去找死干嘛？人有钱了，命也值钱了，就不出去卖命了。
在大明，国内最赚钱的是卖盐，可你得从国家那买盐引，大头还是国家拿着。贩粮？运茶？卖丝？制瓷？国家不参股你卖的了么？最后算来算去在这个国家投资赚钱，或者说大官僚，士大夫阶层在赚钱，走到最后，也是走到当官的路上去，当官的人一旦跟钱挂钩，就不用想社会发展了，这也是华皇严厉禁止官员做生意，或者发现官员以及官员的直系亲属，跟做生意相互挂钩，都会被制裁的原因。
最安全的方法才是利润最高的。而最安全的投资渠道，无一不是农业经济，再加上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以及政治风险。所以到封建制度的强盛时期，只能买房买地科举当官，于是商业资本最终回归土地，以末养本。商人阶层最终转化为了大地主，反而巩固了农业社会的旧秩序。至于外国蛮夷你也少来，不是朝贡使不说，还想跟天朝谈平等贸易，简直是蹬鼻子上脸，当时的洋人又打不过明朝，只能和沿海走一私商人们愉快地做起生意，朝廷也管不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后来为了解决福建人民的生活问题，开了个月港允许福建进行对外贸易，墨西哥的白银就通过这种方式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但最终还是被换做田产，或被埋入地下，或被做成工艺品。
而在欧洲，由于国家林立，又没有人能真正自给自足，因此有着一个巨大的国际市场，活跃的贸易需求不断刺激着商业发展，西班牙土豪从美洲拉来黄金，用来买英国乡巴佬织的布，荷兰中间商从中贩运，资本的流入最终刺激了各国商业的发展，而发展又带来了更大的需求，新的需求又为资本提供了新的投资渠道，最终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而这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庞大帝国所不具备的，没有需求，何来发展？
再说掠夺，如果从欧洲的历史来看，要么对内掠夺农民，要么对外掠夺原住民。这两者的背后都有着一个渴望财富的市场的呼唤！
前者为了扩大生产，然后赚资本，后者就是直接抢资本，抢了以后再投资再赚再抢，由于身边还有小伙伴再抢，那你就必须更加把劲儿地去抢。
而明朝这样一个静态的农业帝国，既富有，又缺乏内外竞争，根本没有出去掠夺的动机，国家的主要义务是赈灾和保持小农不要破产，社会和谐了，就好，投机倒把的事，不要搞。所以，没有市场需求的支持和对私人资本的保护，商业资本没有出路，最终只能回归农业。更谈不上原始积累。
从政策上讲，资本主义的的发展是需要国家配合的，英荷都鼓励商业发展，以及海外贸易，鼓励私人资本的增殖，为了扩大生产而迫使农民破产，以提供自由劳动力，政府通过税收从私人资本的增殖中受益。
而这在明代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农业国家，国家税收几乎完全依靠田赋和人头税，其税源主要来自自耕农，也就是小农们！他们是真正的国本，而商业的发展带来的利润在明代这样量级的国家面前，是十分逊色的，其所提供的利益无法让政府提起兴趣，而商业的发达必然带动人口的流动，以及税收和管理的困难，这都是动摇农业国家根基的事情，再加上商业所带来的对自由的需求，更是等级森严的专制国家之大忌。更何况明朝的经济政策即便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都是保守而消极的。
这其中有两个特点：一是平均主义：因为对蒙古统治的厌恶与反动，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就打算“恢复中华”，他期待国家回到蒙古人的腥膻污染前的状况，于是他就着手恢复到古代的理想社会去，在经济上的表现非常消极，他为了维护农业社会的和谐稳定，割苏杭商业发达地区的肉，去填不发达地区的坑，为的就是保持整个国家发展的平衡，而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的就是不平衡，让资本和劳动力集中于一处，但在明代这种国策的干涉下，这一切基本都是妄想。
二是放弃对经济秩序的管理，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对金融管理的消极，主要体现在铸币方面，明代的铸币量和宋代相比是极少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缺铜，明初发行纸币失败以后，大明朝就对金融撒手不管了，以致于在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之前，地方税收又回归到了实物缴纳的状态，而这对于商业贸易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再者，在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之下，政治正确的做法始终是保护农民利益，而不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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