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主要的还是政治腐败，无知守旧，虚骄自大。
鸦片战争前，清朝政府对于世界的发展毫无所知，甚至在清人所著《明史·外国传》中竟然不分彼此，将葡萄牙、法兰西、西班牙等国家统统称为“红毛番”。对于世界一些国家尤其是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都弄不清楚。对此外国人评价说当时清朝统治者对外国人根本不加区别“一体被中国人看作是夷人，他们那种亚洲式陴睨一切的气概是那样的浓厚，以致不屑再分什么彼此厚薄。”
当时的官员，都信奉“以模凌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
由此道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因此，很多参与重大决策的官员都完全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决定对未来有多少影响。
在嘉庆、道光年间久任要职的军机大臣曹振镛，对讨教官运亨通之道的门生说：“无它，但多瞌头少说话耳！”
这正如时人所揭露的士不知耻，为国大之耻。历览近代之士，其自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
鸦片战争之后，虽然中国被迫接受了西方日益强大的事实，部分官员和封建王室仍因循守旧，不能跟上时代变化的步伐。
1876年6月，英国怡和洋行不顾清廷的劝阻，擅自在上海修筑了一条吴淞铁路，清政府觉得外国人在祖宗留下的土地上修筑铁路，有碍风水和面子，最后决定以28.5万两银子从怡和洋行手里买下吴淞铁路，并派人将铁路拆毁，抛于江海之中。
手握重权的洋务派领袖李鸿章，为了解决开平煤矿的运煤问题，修建了一条唐山至胥各庄全长只有11公里的铁路。
当铁路首次通车时，顽固派声称机车行驶会震动皇陵，李鸿章被逼得只好一度改用马拉车厢在铁路上行走，成为当时的奇闻。
贪污成风，搜刮无限。
康熙晚年，奢侈腐败之风已经兴起。
后来经过雍正时期的厉行节约和严刑峻法等改革措施而有所控制。
到乾隆时，随着经济繁荣和财力充裕，奢靡腐败之风重新抬头并愈来愈甚。
乾隆六巡江南，游山玩水，沿途接驾送驾，进贡上奉，大兴土木，豪华与排场空前，糜费特甚。
乾隆带了头，其示范效应无与伦比，大小官吏借接驾和其他机会，极尽奢华之能事。
文武百官、大地主、大商人，无不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尤其是满族亲贵，沾染的奢侈**的习气最严重。
满人阿克当阿任淮关监督十余年，搜刮的民脂民膏不计其数，豪富无敌，人称“阿财神”。
汉族官宦豪族的奢华情形也大同小异。
大小官吏上任之时大多两手空空，离任返乡则车拉船载，浩浩荡荡。
乾隆后期军机大臣和坤就是有名的大贪官，嘉庆时抄没其家，将其全部财产编列为109号，其中26号经估计即值22000万两。
稍后的领班军机大臣穆彰阿，与贪官和坤媲美，揽权卖官，贿赂公行，世人讽剌说：“上和下穆。”
1841年大学士琦善被抄家，有黄金10912两，白银1805万两，珠宝11箱。
丑声藉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当时吏治腐败、几乎无官不贪的生动写照。
到了清朝后期，出现了买官卖官明目张胆的现象。
由于封建社会里官职是被垄断的稀缺资源，因此凭借手中握有的任免、考选、黜陟、迁徙之大权而卖官鬻爵、大肆收受贿赂的官吏大有人在。
发展到清末新政时期，重贿求官、当官捞钱已成为相当普遍、甚至成为当然的现象。
可是，现在是华国了，情况已经和清廷完全不同了，为什么华国还是这么弱？
一方面是因为萌总裁的政策，坚持走民生放在第一，把整个国家的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另一方面，就是积弱太久，不是说富强就能够富强起来的，虽然现在华国的发展速度，已经非常快，要比同期的各国，至少快两到三倍，但是人家已经发展几百年了！
华皇这一路看到，即便是罗马尼亚王国和保加利亚王国，还有希腊王国，这样的小国，都富得冒泡！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样的衰落了许久的封建大帝国，其综合实力，其实也是和这个时期的华国是不相上下的。
手里没有牌，没有实力，对于政治家来说就是没有牌，关键华国太大，像是一头笨重的大象，华皇目前仍然处于唤醒大象的阶段，就算是已经唤醒了，这头大象，还有个提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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