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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西路金军被王禀和张孝纯拖在太原城下，但金军还有东路军。
占领燕京之后不久，完颜宗望就率领大军离开燕京城，然后一路向南挺进。
此时，宋国北方边关如松亭关、韩城镇、符家口、石门镇、野狐关、古北口等，全部失守，把守这些关隘的官军都已望风而溃——经州知州郁中正，已被金人囚禁；景州知州吴震，已从海上遁逃；蓟州知州高公斡、昉曾评，已率牙队之兵往南逃奔；檀州知州徐杰倅、黄文也相继逃遁；顺州知州林良肱、倅路扩，则逃进燕山；涿州知州葛逢，此前已先逃亡；易州知州黄烈，逃跑时坠城折断左足，又不幸折断右足而死。
也正是因为这些人的不抵抗，再加上郭药师等降将、二臣的攒落，完颜宗望才下定决心继续向南挺进，准备继续扩大战果。
造成这样的结果，这些守臣有不可推却的责任，但更大的责任还是在宋国那些掌权之人，也就是赵佶等人。
早在金军准备南侵之际，中山府知府詹度就曾多次上奏报警，说金人有南下入侵的迹象，提醒朝廷早做准备。
可赵佶、童贯、蔡攸等人根本就没有将詹度的报警当回事。
不仅詹度报过警，燕山府知府蔡靖也曾屡次密奏金人的动向，蔡靖甚至还曾使用银牌马紧急奏报朝廷，并通告各关口要隘，说金人拥大兵侵犯清化县，劫掠居民，焚毁庐舍，破坏盐场，各关口要枕戈戒备。
然而——
知枢密院蔡攸，在接到这些警报之后，以为这只是边境上的局部冲突。
恰逢，此时赵佶正在东京城外南郊圜丘（天坛）举行郊礼。
所谓的郊礼，就是天子祭拜天地的大礼，是皇帝身份的象征，是政权合法化的标志——冬至日祭天，是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的活动，是一项国家大典。
宋朝的祭天礼仪主要表现为“三岁一亲郊制”，即每三年一次，于十一月冬至日，在东京城南郊圜丘，由皇帝亲自主持祭祀昊天。
这郊礼其实与西周天子每年亲自举行的祭天礼仪有所区别，也与后代有司摄事祭天不同。
“三岁一亲郊制”，据说是始于秦始皇，但宋代以前似乎并没有真正实施过。
宋朝的“三岁一亲郊制”，是宋仁宗时形成定制的，此后一直流传了下来。
不知为何，赵佶对举行大礼格外重视——赵佶在位的这二十五年间，亲自主持的大礼达十八次之多，包括南郊大礼与明堂大礼。
赵佶的好基友蔡攸，非常清楚赵佶对于大礼的重视，因此，蔡攸压下了这些警报，怕坏了赵佶的兴致——蔡攸认为，等郊礼事毕再处理这些事也不晚。
蔡攸不禁没跟赵佶说这些事，就连宰相白时中和李邦彦对此也不知情。
蔡攸敢如此，也不是一点依仗都没有——蔡攸以为，河东路有童贯亲自坐镇，必万无一失；而燕山路有郭药师把守，常胜军必能与金人相抗衡。所以，不差这几天。
后来接连五天，关报益急，白时中和李邦彦也已知情。
白时中和李邦彦担心，一旦公开这些关报，将会引起人心大乱，遂与蔡攸共同隐匿不报。
这几天里，蔡攸、白时中和李邦彦每天都去都堂叙议，一直到天黑才散去。
只是，蔡攸三人所议的是何事，没有人知道。
直到童贯从太原逃回来，金军入侵一事才浮出水面。
而此时，金军的西路军已经在围打太原城，东路军更是已经开始南下了。
童贯回京的第二天，金使撒卢拇和高庆裔也来到东京。
撒卢拇和高庆裔直言，宋国要想平息这场入侵，必须割地称臣。
这时，蔡攸、童贯等人才感觉到了情况的危急，于是将这些报告给了赵佶。
不过，蔡攸、童贯没敢说郭药师和常胜军叛变，他们只说常胜军被围，金军开始南下。
赵佶闻讯大震，让蔡攸、童贯等人赶紧想办法阻止这场浩劫，实在不行，就下旨任命郭药师为永清军节度使，封燕王，张令徽封郡王，将燕地割让给郭药师，让郭药师世代镇守。
从赵佶的表现和应对上不难看出，赵佶怕了。
完颜宗望率东路金军很快便跨过白沟河，一路之上，势如破竹，眼看就要到达黄河。
倒不是说，东路金军就一直没有遇到过抵抗。
事实上，金军在进攻河间、中山二府时都受挫了，遭到了宋军的坚决抵抗——中山府的守将是詹度，河间府的守将是陈遘，他们率领全城军民奋死抵抗，詹度更是用浇水成冰的方法将中山变成一座冰城，使金兵一次次无功而返。
后来，完颜宗望欺河间、中山二府兵少将寡无法出战，也可以说完颜宗望胆大妄为，竟绕过了二府直奔东京而来。
见完颜宗望都快打到黄河了，下一步就是过黄河而直取汴梁城，赵佶急忙命皇太子赵恒为开封牧。
开封牧，在宋朝并不常置，宋太宗、宋真宗皆是先当开封牧，然后继任皇位。
赵佶此时命赵桓为开封牧，其目的自然是让他留守东京抵御金军，而他自己则打算南幸淮、浙，也就是逃去南方。
很快，赵桓入朝，赵佶令赵桓除去太子所佩金鱼，赐以排方玉带。
按宋朝朝仪规定，排方玉带只为帝王所用。
（这其实也是有例外的，当年王安石收复熙河，蔡京收复青唐，王黼收复燕京，也曾被皇帝赏过排方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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