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使得我们不得不相信：华夏传统商人跟商业组织的成功，来自于“诚信为本”的商业理念跟原则；而华夏传统商人和商业组织的成功史，就是一部“诚信”竞争史。
然而，我们被蒙蔽的好苦，因为华夏传统“诚信为本”的商业原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遵守规则、公开公平”的市场信用原则，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的两回事。
事实上，华夏传统“诚信”是一种人格信任，而非制度信任，君臣恩义、父子孝义、朋友侠义，都大于社会的规则和正义。
“诚信”所遵循的是基于熟人之间的“私德”，而非基于社会规则制度的“公德”，这是一种人格、亲情、熟人之间“投桃报李、你来我往”的华夏式的诚信，它不但不支撑现代商业市场公平公开的信用规则，相反，备受赞赏的“代君受过、替父隐恶、为友杀人”的传统诚信道义，体现在商业竞争中，就成为了鼓励破坏市场公平公开信用规则的行为。
因此，真实的华夏传统商业竞争史，并不是一部“诚信竞争史”，而是一部“权谋竞争史”。
当百年西方管理已经使用计划、战略、效率等词语，描述企业的方向与竞争能力时，百年华夏的传统商人跟商业组织，却一直坚信，并宣称：只要遵循“诚信为本”的原则，利润就会滚滚而来！
但是，不得不说，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华夏传统商人虽然一直高声宣称必须“诚信为本”，但要想搞懂它的确切含义，却并不容易，因为“诚信为本”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已经成为了一个概念模糊不清的口号。
一般来说，对于它的解释，是来自传统商人两条铁打的生意规矩，一个是诚信，一个是不欺，显然，这是以同样的模糊性来解释模糊性；而另一些解释，譬如诚信就是“言必信、行必果”、“人无信不立，事无信不成”，则更是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词语。
这也再次体现了华夏传统逻辑思维能力的弱化，一些概念常常处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中，需要个人慢慢的感悟。
诚信为本概念本身内涵与外延的模糊性，使得我们只有通过解读具体的传统商业行为，才可能寻找到诚信为本的真实含义。
在华夏传统的商帮“晋商”中，广泛流传的一个“诚信故事”是：当年一位货主在晋商店铺中寄存了一批货物，货主因种种原因而导致多年未取——按照现代企业管理法律合同条款而言，此事如果就此结束，即不存在欺诈问题，也不存在诚信的问题。
但是，显然晋商认为这是“不诚信”的行为，它的做法是千方百计、历尽辛苦的寻找到了这位货主的后代，直到若干年后，终于找到了这批货物主人的儿子，并把这批货物亲手交给了他——直到这时，才是华夏传统商人所认为的“诚信”的实现跟完成。
我们终于从华夏传统商人的诚信故事中，发现了“诚信为本”的真相——即华夏传统商业的“诚信为本”原则，并非是遵循纯粹意义上的商业契约原则，而是遵守人际关系交往中的社会道德原则；更准确的说，华夏传统商人所恪守的“诚信为本”，并非是描述商人与客户之间的法律“契约关系”，而是上升到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
显然，对于华夏传统商人跟商帮来说，仅仅遵守市场交易商业原则的底线，并非是他们眼里的“诚信”，只有而且必须超越这个商业底线，进入到道德原则领域来衡量诚信，才算是华夏传统商人眼里“诚信为本”的本意。
说了这么多，相信大家已经猜到卢德双的立意，他就是想要通过对何军的一诺千金，建立起大家对他的一个信守承诺的印象。
千万别小看这个印象，在人类社会的各种交往活动中，存在着“人格信任”和“制度信任”两种基本的信任方式，一般来说，在交易性的商业交际活动领域中，所遵循的是契约、合同、规则等“制度信任”原则；而在非交易性的人际交往活动领域中，譬如家庭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商业关系等等，则是遵循人品、道德、情感等“人格信任”原则。
虽然“人格信任”和“制度信任”，在现实生活中常常相互交织在一起，但是二者之间却不能早不同领域随意性的取代或替换；在商业交易领域，如果以朋友义气取代制度规则，就可能引发商业纠纷的恶果，而在人际关系的非交易领域，如果父子兄弟间以契约合同维系义务关系，同样是可笑的做法。
借用梁启超先生“公德”与“私德”的区分法，华夏传统商业所恪守的“诚信为本”原则，所遵循的是人格信任的“私德”、而并非社会秩序的“公德”。
华夏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文明下的乡土社会，每个人几乎都是熟人，都有程度不同的私人关系，因此，“熟人网络”关系成为了事实上的传统商业圈；在这样的“熟人商业圈”里，情感投入、信守道义、和气生财，成为了最重要的商业原则。
虽然华夏传统的“人格信任”，看起来是那么的温暖、感人、充满人情味，但却混淆了一个重大的，基本的商业原则，即商业活动的基础必须建立在遵守市场信用基本原则上、而不是建立在私人感情的道德基础上。
显然，华夏传统商人的“诚信观”，并非是今天市场意义上的“守规矩、讲信誉”——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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