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脑子还算正常的官场大员都明白，对于朝廷来调曾国藩转督隶，实在是一箭多雕的好棋
作为局外人吴可看得更加清楚，平捻之后朝廷开始“问责”，官文撞在了风口之上。官文早期在湖广总督任上就未能尽责剿捻，只是将境内的捻军驱逐，造成局面溃烂；而在隶总督任上，他又未能组织有效防御。这样的官员，虽然出身旗下，而且人际关系超好、群众基础极佳，但不处分不足以平“官”愤，只能将其解职。
而将曾国藩安置在天子脚下，远离其长期生活和战斗、已实际成为“湘军派官员”大本营的两江地区，便于就近监督和控制。同时朝廷派了非湘军出身的马新贻接任两江。
吴可可是听到京城传言，马新贻上任前与朝廷高层进行过密谈，马新贻可能承担了清查湘军侵吞太平天国“国库”的秘密使命。不久发生了马新贻在任上被刺的大案，史称“刺马案”（电影《投名状》的原型），跻身清末四大奇案之一，“湘军派”则成为最大的凶嫌。
同时隶总督毕竟是疆臣之首，让曾国藩出任，也可算是酬功，有效消解他人对朝廷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不良印象。
还有经过多年的内忧外患，隶地区官场**、风气败坏，随时都有可能再起如同捻军这样的动乱，这无疑是朝廷的心腹之患。曾国藩征战十七年，处理此类事件经验丰富，并因杀人如麻而荣膺“曾剃头”的绰号，由他到隶实行“剃头”，那真可谓“问隶头颅几许，看老夫手段如何”。
最重要的是，曾国藩在多年的征战实践中，亲眼见识了西洋科技的作用，并建立了包括安庆军械所在内的一些新兴洋务企业，是大清国第一波投身改革的弄潮儿，调他入京正可以借重他的经验，以天子脚下的隶为示范，推进朝廷已经计划多时了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
而隶的天津此时已经成为对外开放港口，华洋杂处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朝廷正需要一个老成干练的人在“内政”与“外交”两条战线上都蹚出一条路来，曾国藩无疑是做好人选。
朝廷将隶作为改革的试点，由曾国藩来蹚雷，这一布局在曾国藩赴任之前与慈禧太后的四次会谈中清晰可见。除了第二次之外，其余三次都接涉及了隶的改革，曾国藩表态“臣也知隶要紧，天津、海口尤为要紧”，并提出了“以练兵、饬吏、治河三端为要务”进行“次第兴革”的思路。
从这四次会见来看，朝廷将曾国藩调任隶，更多的并非出于“羁縻”、要修理这位“曾剃头”，让他一边凉快凉快，而是“重用”，要靠他去为朝廷“剃头”，理顺隶、尤其是天津的复杂局面。
曾国藩调去隶，无论对朝廷还是对两广而言都是好事。
两广方面早就与曾国藩翻脸，之前各种动作不断都积累了不少怨气，想要一笑抿恩仇根本没可能，不互相拆台扯后腿就已经很够意思了，出兵安南这样的大事吴可做定了，他可不愿身边多出一个专门扯后腿的家伙来，而且曾某人的影响力还足够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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