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湘军吹得欢，收复金陵立下奇功，可是当初湘军落魄之时情势那叫一个惨，曾国藩被太平军堵在南昌近一年都做好了死的准备。那时候整个大清能打的是哪支部队，除了乡勇队再无它人！
而且乡勇队无论对付太平军还是捻匪，胜率都大得出奇，就连跟实力强大的列强联军干仗，都以一胜一平保持不败，这样的实力派去陕甘剿匪其实是最合适的，乡勇队有这样四处救火的宝贵经验。
可问题出，汉人之中刚出了一个尾大不掉的曾国藩，朝廷实在不愿再出一个实力更加强悍的吴可，不然之前也没必要将吴可调到两广。
……
就在朝廷与左宗棠拉拉扯扯纠结不已的时候，吴可也没闲着，一边亲自监督后勤部门给出发的左宗棠部运送大批军械弹药，一边仔细研究幕僚收集到的回汉冲突，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除了之前左宗棠帮他普及的那些回汉冲体原因之外，他和手下幕僚整理分析了大量资料，算是粗略弄明白了回汉冲突的根本原因所在。
《大清律例》中的回族立法无一不充斥着对回族百姓歧视与压迫，回族百姓在法律面前所受到的待遇极不公平。
在朝廷看来，一方面“回人久隶编，即与百姓元异”，“回岂非民乎？”
针对普通百姓的法律均可适用于回族，另一方面又诬称“回民犷悍成习，结党为匪，仅照常办理不足示惩”，还要特别制定更严酷的法律，回族百姓可谓苦难深重。
不仅如此，朝廷还在司法活动中加深着对回民的歧视和压迫。例如，原回民结伙行窃例中，对持械并无具体界定，嘉庆二十五午（1820年）山东省为严惩省内窃盗之风，制定新例，“凡非徒手，即应以执持器植论”、“器械二字包括一切顺杆、软梯、铁凿、铁锨、小刀等物”，由于该省严惩窃盗的旧有条例系引自回民例，因而山东省的新规定又彼反引到回民例，通行全国。
该条例中“回民结伙”提法最初没有详细区分被结伙者为汉民或回民，后来在司法实践中官员们发现回民与汉民结伙，若均照回民例处置，对汉民来说处罚太重，于是官方对“回民结伙”的情况补充新的解释，汉民与回民伙同行窃，各按各自的律例科断，从而明确了汉回不平筹的事实。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陕甘总督因故奏请各省凶犯回匪停发甘肃，酌发他省，一些官员处于阴暗的心理，认为回民改发他省是得到优遇，“使不法凶回终得安处腹地，不足以儆凶顽”，于是请求“将回民结伙三人以上执持凶器殴人者，俱实发烟瘴充军，并回民抢夺数在三人以下，持械逞强一项，其情罪正复相等，此等回犯为数不多，酌发四省烟瘴充军，亦不在拥挤”，结果此议案“奏准通行”。
总之，在对待回民的问题上，朝廷上下充满了恶意。正是在这种不公平的出事态度下，加上一些官员推波助澜，致使陕甘地区的回汉矛盾越积越深，最后终致不可收拾之境。
这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陕甘地区，分散居住于全国各地的回民显然也受此捆饶久已，放吴可感觉心中不舒服的同时也提醒了他，两广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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