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在一个监狱农场长大。那里有漫无边际的甘蔗林，有弯弯曲曲的防洪(逃）沟，还有许多清澈的池塘，以及一片片各种亚热带水果林木。当然，还有黑白照片一般的高墙电网，塔楼上战士黑洞洞的枪口，和一群群身上永远是一股酸味的灰衣光头汉子。
这种地方，最不缺的就是故事。每次和儿时发小们聚会，最让我们津津乐道的便是那些听后能让人脊背发凉的与那个农场有关的灵异传说。
你们可能不会想到，一些鬼故事甚至是以书面的形式随意堆放在农场狱政科某个油漆斑驳的绿色铁柜子中。这些文书都是来自管教对犯人所作的询问笔录。当然附在笔录后一些批示中，多是写着“该犯多次出现幻觉，建议送场部医院精神科检查”或者“该犯以此荒诞借口抗拒改造，应当严肃处理”诸如此类。
读初中时，放假在家的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跟几个小伙伴相约去场部办公室溜达，遇到熟识的叔叔阿姨，便腆着脸让他们给我们轮流玩一下那时还十分昂贵的电脑。排队玩电脑的时候，我喜欢翻翻办公室内一些书籍资料什么的，因此得以接触到前述那些本就不涉密的东西。
当然，和其他社会圈子一样，农场家属大院内鬼故事的最大集散地是摆龙门阵的地方。在我们那，这种地方便是棋牌室，那是离退休老干部和我们这些小屁孩的乐园。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边趴在洁白的瓷砖地面上拿麻将牌当积木玩，一边听着老爷爷老奶奶们轮流说鬼故事，一般他们都言之凿凿称那些故事是他们亲身经历或者是犯人亲口向他们汇报。
他们讲的所有鬼故事，我都是不信的。狱政科保存的那些询问笔录，当时我看过批示后就知道，声称见到鬼并向管教汇报的犯人，全都是因为枯燥的监狱生活让他们精神分裂产生幻觉，或者是想引起管教对自己的重视以及抗拒劳动而杜撰出来。
老爷爷老奶奶们说的“亲身经历”就更好解释了，退休生活实在无聊，不编一点鬼故事像说书一样宣扬，他们去哪找我们这群一脸崇拜和惊奇的小听众？
没想到，到了我读高三那年，一些事情的发生才让我知道，有些故事，真的不止是故事。
当上律师后，曾经的“监狱生活”让我做事十分小心谨慎，严守法律底线。因为我真不想以新的身份再回到那里。同时，我有不少小伙伴子承父业，考公务员当了狱警，分散在司法厅直属各大监狱中工作，我更不想每天看见他们就得乖乖喊“干部好！”。
但对我律师执业生涯影响最大的，还是我念高三时开始遇到的一系列事件。
这事儿，得从我们农场老人最爱讲的一个故事讲起。
1949年底，广西全境解放。
一支队伍，行走在一段蜿蜒的喀斯特地貌山路中。
带队的是一名身穿土黄色军服的中年矮胖解放军干部。此时他正一边盯着前面约两百米处担任斥候的一名小战士背影，一边低声吆喝后面人快点跟上。
在他身后，是一名身背汤普森枪，颧骨突出的矮壮士兵。这名士兵左手牵着一根褐色麻绳，顺着麻绳往后看，是三十几名身穿粗布便服、戴着手铐的光头汉子。麻绳一一穿过这些汉子左手臂内侧。
麻绳串成的“人串”末尾，是一名同样身背汤普森的瘦小士兵，麻绳尾端缠在其武装带上，使他得以空出双手，时不时推攘排在他前面的汉子，催促其加快脚步。
另有八名端着崭新m1短枪的士兵，分列队伍两侧，一边行进一边仔细观察被押送者及周边动向。
队伍最后面，还有一名肩扛勃朗宁轻机枪的瘦高黑脸士兵，从其机枪机匣处可以看出，子弹已经上膛，黑洞洞的枪口左右摇晃，似乎随时准备喷出地狱之火将敢于造次者消灭。
这群装备在那个年代实属精良的解放军官兵，即将转换身份，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监狱警察。
他们当前任务，是将这三十多名在凭祥中越边境地区抓获的土匪、地痞流氓头子押送到广西某地。那里即将成立一个劳改农场。
走了一整天，队伍终于在夜幕降临之时来到左江边一处简易码头，这里有一艘暗红色铁皮驳船正等着他们。
将麻绳从“人串”中拉出后，士兵们吆喝着将囚犯赶上船，并命令他们在船舱内分四列席地而坐。
两名士兵抬出船夫早已备好的一大筐熟红薯，分发给囚犯及官兵们，另一名士兵则拿着一桶凉开水和一个葫芦做成的水瓢给犯人们逐个喂水。
等大家吃饱，驳船准备起航时，那位名叫黎锦辉的解放军带队干部忽然感到一丝不对劲，总觉得岸边某处有什么东西在暗中盯着自己。
黎锦辉伸手拍拍自己脸颊，转身巡视舱内情况，鬼使神差般，他走到一名相比他人略显白净的囚犯身边，命令对方将放在腿间的双手抬起来。
那名囚犯犹豫一下，只好照办。
黎锦辉刚看到对方双手，立即从腰间拔出一把黑色1911手枪，“咔嚓”一声上膛，顶住对方脑袋并大喊：“韦碧在！别动，否则毙了你！”
那个名叫韦碧在的囚犯，手铐左侧拷环此时明显松了不少，目测其左手可以随时从环内抽出，看来这小子打算择机跳河逃跑。
背着汤普森、颧骨突出的那名矮壮战士名叫林国栋，是黎锦辉当营况，赶紧从挎包掏出一把棕色细麻绳，跟黎锦辉一起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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