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1919年至1933年,三原全县分:整、军、肃、武、同、心、合、力八个区,下辖68个分团。
②肖德印:《红旗初举》,1958年《延河》第10期。
在这次大会上,乔国桢代表农会宣布解散当地的民团,撤销王厚庵的团总职务,成立了农民自卫队。后来,国民军联军驻陕独立第一师师长、共产党员史可轩,派人送来十支马拐子步枪,以示祝贺。农会成立后,趁热打铁审判几个案子。一是焦村财东崔福成仗势欺人,霸占胡老本十多亩地案;二是刘德成霸占曹庄子寡妇十多亩地案。乔国桢、唐亦民多次到三原找县长交涉税收,把商二农八税收改为商六农四,减轻农民负担。农会在防匪、治安、禁赌、检举坏人、提倡妇女放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武字区农民运动高涨,带动全县的农民运动日益高涨。接着成立了省党部农民运动委员会,乔国桢、马介人(蒲城人)、严木三被任命为省党部农民部渭北区办事处负责人。渭北地区农民运动办事处召集会议,乔国桢报告了武字区农民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到1927年4月,三原县成立区农民协会6个、村农民协会
154个,参加会员约5万人。在全省列长安县、五一县(今渭南市临谓区故市镇)之后,为全省第三。农会各项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把农民真正发动起来了。从此,农民扬眉吐气,土豪劣绅闻风丧胆,要求加入农会的人越来越多。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农民运动轰轰烈烈,无论数量上、质量上都处于全国的前列。
1927年初,陕西革命运动处于高潮,乔国桢任中共三原地委委员。乔国桢十分注意在农会骨干中发展党员。一天,他把肖德印叫到村外,讲党的性质与纲领。当肖德印表示愿意入党时,他又说:“参加了共产党闹革命,可不能三心二意,就是敌人把刀搁在脖子上也不能动摇。”肖德印入党后,斗争更坚决,工作更出色。乔国桢先后发展农民党员17人,组成三个党小组,后成立了党支部。
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左派为主体的中国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会于1927年4月21日至27日在西安举行,大会通过了《农民运动报告决议案》。由于乔国桢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出色的组织才能,在渭北地区享有很高威望。农民亲切地称他为“农运大王”、“办好事的乔国老”①。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原国民军联军改称)总司令冯玉祥也称赞说:“人们还说我的兵多,我的兵到场的还不及乔先生领导的农民的1。”②
(二)
乔国桢领导农民运动的事迹家喻户晓,土豪劣绅恨之入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几个豪绅密谋派人在楼底坡地暗杀乔国桢,捣毁农会,但没能得逞。
1927年7月,三原驻军奉命实行“清党”,派兵到三原武字区,包围农民协会,枪伤肖德印,逼问乔国桢的去向。肖德印守口如瓶。乔国桢闻讯后,和唐亦民看望受伤的肖德印,不幸在富平庄里镇被捕,关押在三原县城驻军田玉洁部队的军法处。
三原武字区农民获悉乔国桢被捕,纷纷到县城探监。有的带上自己家里打的“干馍饼”,有的带上在街上买的西瓜,有的写信抗议,有的联名写保释书,每天有近百人。看守的士兵深受感动地说:“像乔国桢这样的人,过去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①刘护平:《悼烈士乔国桢同志》。1951年7月1日《疆域日报》。
②赵通儒:《乔国桢烈士略传》,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驻军见乔国桢在老百姓中影响很大,感到惊慌,连忙把乔、唐两人单独关在狱神庙,支了床板,换了干净衣服,不敢怠慢,甚至开始尊称他“先生”。
不久,许权中旅长①率部路经三原,得知乔、唐二人被关押,几经努力,始将乔、唐二人营救出狱。
11月,乔国桢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后,被派到
长安县负责军事工作。12月,他奉命去华县高塘镇,化名王拯民,公开职务是高塘民团军事教练,党内任中共华县县委委员,负责军事工作兼军事部长。
在高塘,乔国桢和民团团长、共产党员赵锡琰(即赵和民)一起,严格地抓军事操练,还派人到许权中旅带回一些子弹和手榴弹。这期间,他带领民团镇压土匪头子,打击土豪劣绅,缴获不少枪支弹药,还为省委筹集了部分资金。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到高塘检查工作时,表扬了乔国桢等同志。
国民党当局对高塘农民武装的蓬勃发展十分仇视。1928
年2月,华县县长段紫光和县公安局长李镇山撤销了赵锡琰的团长职务,委任恶霸王文凤、姬捷三为高塘民团正副团长,企图夺取民团的领导权。
3月7日,乔国桢巧施妙计,召集四五百名武装农民、六七百名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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