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中，休息了一会，何宏俊脑子就在不断的旋转，想着如何布局？如果只靠着人民的自觉的意识去觉醒，所花费的时间就太长了，而且何宏俊自己也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不说别的就是几年之后的中法战争。还有之后的甲午战争。他就感觉自己不能在旁边眼睁睁的看着，不然总觉得这辈子就又白活了。如果不提前做些准备，那么他即使加入进去，也只是当炮灰的命。想了很久，觉得还是先培养人才为先，然后再传播先进的技术知识。至于其他的也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了。
几天以后，陈麦楠从香港回来，这次他回来可以说是收获颇丰，不仅有一批翻译人才，还有一批做买办的管理人才。这些事情何宏俊只是简单的过问了一下，其他的事情全部交给了陈曼楠去做了。同时让他在广州买下一所院子，让他用哈巴安德的名字，成立一家译书馆，开始翻译国外的技术书籍。而一些文学的书籍，则是被他放到格致书院里的学生去翻译。可是刚刚开始翻译，就遇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这些翻译人员，对那些技术名词，却出现了不少错误。因为他们没有技术知识的积累，无法做到准确翻译。没办法，何宏俊只好又去找哈巴安德，希望他能找一些对中国话很了解的人外国人，和这些会说洋文的中国人，一起研究翻译。
哈巴安德来找何宏俊，向他介绍了一个传教士，傅兰雅。并介绍说他曾经是香港圣保罗书院院长。之后受聘任北京同文馆英语教习，清同治四年（1865年）转任上海英华学堂校长，并主编字林洋行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同治七年（1868年），受雇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翻译科学技术书籍，并且一直到现在都干着。
何宏俊不知道是，傅兰雅在中国历史上，可是大大有名。在洋务运动中，英国人傅兰雅口译各种科学著作达113种，他以传教士传教布道一样的热忱和献身精神，向中国人介绍、宣传科技知识，以至被传教士们称为“传科学之教的教士”。他把他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国。他说：“半生心血，惟望中国多兴西法，推广格致，自强自富。”在当时西方近代科技知识输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任何外国人比他做得更多，甚至也很少有中国人比他做得更多。
大家不知道的是我们所学的化学元素周期表，就是他利用他的中文功底，加上他身边的中国助手徐寿等人，把流行于世界的化学元素的拉丁读音，都用中国的汉字的偏旁部首重新组合，形成那么多新的中国文字。
在制造局，傅兰雅口译的译著达113种，其中95种已刊，18种未刊。在已刊95种译著中，数学9种，物理4种，化学与化工12种，矿冶10种，机械工程9种，医学4种，农学3种，测绘地图5种，军事兵工15种，其他技术10种。这些大量的译著，有的是对有关学科的首次系统介绍，有的则为已翻译介绍过的学科提供了新的较好的译本。比如，《决疑数学》是介绍概率论的第一个中译本；《代数术》和《微积溯源》是比李善兰和伟烈亚力的有关译著内容更为丰富、译笔更为流畅的译作；j．廷德尔的《声学》和h．诺德的《电学》是最早，最全面系统介绍声学和电学知识的译著。他与徐寿翻译了多种化学著作，其中d．a.韦尔斯的《化学鉴原》是最早的无机化学译著之一，《化学鉴原续编》（译自c．l.布洛克萨姆著的有机部分）是第一个有机化学中译本，《化学考质》和《化学求数》是根据德国分析化学大师弗雷泽纽斯关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的经典名著译出，内容十分丰富精深，加上介绍物理化学知识的《物体遇热改易记》，当时译出的化学书已较成系统，初具规模。傅兰雅与他人翻译的各种技术著作，除兵工外，在当时多属绝无仅有，独此一家。关于采煤、勘矿、开矿、冶金、铸造、机械原理、机械制图、蒸汽机技术、酸碱制造、电镀、照相、髹漆等众多领域，都有专门译著，其中以《西艺知新》丛书正续集、《宝藏兴焉》、《化学工艺》和《造船全书》等最为重要。医药学译著以《西药大成》和《法律医学》最巨，后者是第一部法医学译著。
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做事相当卖力。同时他特别注意以一种“屈尊俯就”的态度与翻译馆的中国同事相处，和他们交朋友，以至于他觉得自己“已是半个中国人了”。但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江南制造局的影响力，中国官员只是把傅兰雅看作一个有知识、有能力的雇员，利用他解决各种棘手的技术问题，完成规定的任务。而乐此不疲的傅兰雅还没有看穿这一点，他把全部精力花在了科学研究、实验，以及翻译西方科技文献上。在为个人理想奋斗和苦熬的历程里，傅兰雅或许从来没有想到，他要在江南制造局度过长达28年的译书生涯，并由此成为开中国近代科技新闻之先河的人物吧。
哈巴安德又接着说道：“他现在在上海，在江南制造局担任翻译，虽然他只是兼职，但是你知道他哪里毕竟属于是中国国家的，而你这里是私人的，所以你可能聘请不了他，但是你可以购买他所翻译的书籍，把那些书印刷出来。”
何宏俊点了点头，说道：“好的，他翻译的书，我全部都要。哈巴安德先生，你可以帮我联系他吗？”
“当然，我可以通过教会联系他，告诉他，我想买下他翻译的全部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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