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让刘长江请来几个比较有思想的专家学者专门座谈讨论腐败问题，吴为也在受邀之列。
在座谈会上，张兴开门见山地讲道，今天把几位请来，是想听听几位对腐败问题有什么高见。我听到社会上议论，现在的中央坚决反腐，可谓跳蚤臭虫苍蝇鼠兔狮虎一起打，特别是敢把老虎抓起来，地方却在保护腐败、纵容腐败。对于腐败，私下议论的多，摆在桌面上认真讨论研究的少。我听到对腐败的议论也在升级，说腐败分子码钱码到码成垛、装钱装得装满屋、藏钱藏往国外去，走进私家钱屋竟然比银行中心库看上去还壮观。
听了张兴的这番形象的描绘，几个人禁不住地笑起来。纷纷议论道，难怪都纳闷钱去哪儿了。
吴为听了张兴对腐败分子钱财的形象描述却联想到，有人数钱数到手抽筋，比起书记描述的景象真可谓小巫见大巫了。原想也在会上当笑话说说，如此一来，连说笑的资格都不够，只好作罢。
张兴又道，我爱人唐秀芳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富家小姐，他父亲是一家集团公司的董事长，他父亲名下的资产达到数百亿。过去，我们把资本家地主当成剥削阶级，心底里仇恨，是革命的对象，打倒的对象，后来改革开放，在思想上突破禁区，允许资本存在发展，法律上保护，私人资本的存在有了合法保证。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想让大家比较一下，如今的腐败有个社会背景，没有人会说，我岳父拥有巨额财产也是腐败。于是有人说，官员腐败，是用非法手段聚敛钱财，能不能象对待企业家或者其他财主豪富那样，对官员的财富也实行合法化。假如合法化了。腐败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认为事情的关键在于是否合法。下面请大家畅所欲言，发表看法。
吴为长期思考改革发展的问题，腐败自然是他非常关注的焦点之一。他胸有成竹地讲道。书记能够把我们几个召集一起谈论腐败问题，至少说明他对待腐败是一个善思开明的领导，也是一个想认真解决问题的领导。他刚才讲的那番话，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现阶段的腐败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性的现象。过去计划体制下，实行国有和集体所有，统称公家是财富积累的主体，劳动者平均分配，大锅饭，收入级差也就是几元十几元。一年下来收入也就几百元，达到上千元的极少。改革开放，个体户的出现，率先打破了这个格局，个人也开始成为独立的法人。财富积累的主体，在个体户中出现了轰动一时的万元户。最初的原始积累是非常辛苦的，无非是开个食杂店、小吃店、摆摊卖货，或者搞长途贩运。开始向市场体制过渡，最初许多做法是违法的，思想上歧视他们，体制不允许的。个体户不满于小打小闹，财富积累开始上档升级，就需要向掌管各种资源的官员行贿，发展到后来80年代中期出现价格双轨制，价差成为个体户们赚钱的机会，也成为官员腐败的土壤。我把这种行为当做民营经济主体争生存求发展对官员的赎买。以此换取自己的发展空间，实现快速积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公有经济实施战略性收缩调整，公有企业转制，成为民营经济又一次战略性发展机遇。大量公有中小企业通过破产兼并重组多种方式变成了民营资本。这样的资产转移和向民营企业的集中，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是从经济上的无效甚至负效资产转变成积极的有效资产，自然伴随着对官员的行贿，成为腐败的高峰，遗憾的是这样的经济合理性是靠腐败的方式来驱动的，从而暴露出合理性背后的荒谬存在。我们可以设想，假如不改革，依然是国有计划经济，那样会怎么样？那样发展下去只能限制束缚民众的财富积累热情，反馈到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自然也缺乏了广泛的民众基础。再说了，假如象计划体制那样，政企合一、官商一体是合理有效的，何必改革开放呢，事实已经证明，不能用行政组织代替经济组织，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只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如果常态化注定是低效甚至是负效的。
吴为停顿了一下，看着各位入神地倾听，又接着道，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只能长话短说。刚才书记提到他岳父名下的财产。为什么个人或者家族名下可以合法拥有巨额财产。这是由现代经济的特点决定的。通过股份公司制的方式进行财富创造和积累，一是可以有效节约资源，二是效率高，三是社会可以获得更多好处，比如廉价的商品和服务，国家收取更多的税收。他岳父以及他的直系旁系近亲远亲即便放开享受，又能享受多少呢？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些财富已经占用在社会经济过程中，参与到社会财富创造的过程中。如果富二代富三代都能象富一代创业发家人那样保持低调，恭谨而行，富贵知乐业，乐中思进，自觉传承，那就完全可以一直富下去，富到子孙万代，这样的富裕之道才是社会整体的繁荣富裕之道，保证财富的创造积累享用再创造再积累再享用形成良性循环，提升财富创造积累享用的水平以致于无穷。所以这样的财富积累活动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富豪榜，进行富豪等级的排序，那是何等荣耀的排名。企业家们的财富积累，作为资本参加到现实经济的循环过程，为民众的福利甚至人类的福利做出贡献，又可激发股民们一夜暴富的幻想，分享财富的另一番好处。封建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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