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日的下午四点钟，赶到了离崇阳不远的石城矶，跟上了的只有二三十个人了。一方面在加紧赶路，但另一方面却又踌躇了起来。在山里跑了几天，和左右两翼的军队都没有联络；不知道军事上的情形是怎样了。逐渐和前线接近，几时和敌人偶然相遇都不可测度。天色还早，本来还可以赶路，但就因为这样的形势，我们的领导者邓主任便叫我们暂时在石城矶宿营。他和俄顾问两人骑马赶向崇阳去，待有他的命令来时，我们再定行止。
邓主任和俄顾问骑着马去了。在我的幻想里面，他们两位就像是两名勇敢的斥候。
我们便在石城矶宿营。那是小小的一个村落，只有二十来户人家。村子是东西横亘的，南面流着一条清浅的溪水，人家都面着溪水立在北岸上。我们几个人，德甫、德谟、宣传科的副科长朱代杰和我，住在东头的一家铁匠店里。店里有铁砧和废了的炉灶，看那情形是已经好久没有打铁了。但那村子并没有经过兵火，铁业的废止当然是另有原因。问那店主人，他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但我想到在日本势力支配之下的大冶铁厂是相去不远的，这明白是手工业被机械工业破坏了的一个小小角度里的现象。
铁匠店的第二进有一个小小的横长方形的天井，上面一座敞厅，放着些极旧的桌椅，靠壁有一架颓败的神龛。
我的一位很忠实的勤务兵把我的行军床陈在天井的南沿，和店面紧接着。——说起我那位勤务兵，我现在费了好一阵的追忆才把他的名字记起来了，他名叫薛绍三，是福建人，在韶关的时候便开始跟着我，后来还跟着我到过南昌，足足跟过我一年。从长沙出发赶到这石城矶来的途中，大部分工作人员和夫役都掉了队，连邓主任的几位护兵也一个都没有跟上，他却是始终跟着我的。我的一架行军床和一口小小的镔铁衣箱，找不着夫役的时候，他就自己替我挑。我赶到了石城矶，还得有行军床睡觉，那是应该感谢他的。
行军床面好了，并且是面在屋顶下面的，这是从长沙出发以来的最舒服的一次。吃了夜饭，把应该办的事情了结了，便把疲倦得就和干鱿鱼一样的身子拉直了起来，很深熟地便睡下去了。
四
——“秘书长！秘书长！”
听着有人在叫，朦胧地从深睡里醒了来。
——“秘书长，邓主任有信来了！”是薛绍三的声音。那声音好像是从远处来的。
周围通是黑暗，薛绍三提着一盏昏花的寡黄的马灯立在我的床头。
我一翻身起来，接过了他递给我的一封信。信封面上是邓主任的笔迹，写着投交给我，还带了一笔是信到后交来人脚资二元。
我把信连忙拆开来，借着昏黄的马灯来看时，大意是邓主任和俄顾问在九点钟的时候到了崇阳，在崇阳得到了前线上的消息：我军已过羊楼司，正在跟着敌人穷追。又说他们两人第二天清早一早由崇阳出发，叫我带着纪翻译和李秘书连夜赶上前去。
信看完了，把手表来看时是一点半钟。我问送信来的人，薛绍三又向外面去引了一个人进来。穿的是长衫，手里打着一个圆纱灯，上面有“崇阳县”的几个扁红字。看那情形大约是崇阳县的差人。我看他的衣裳是湿的，同时在天井中也听见有微微的雨声，才知道是在下夜雨。我叫薛绍三把钱给了差人，打发他走了。一面又把同宿的几个人叫醒了起来。
把部事交托给代杰，把自己的行李委任给薛绍三，和德甫、德谟两个人动身的时候已经是两点过钟了。德甫带着两百块钱的现洋，让他坐着轿子——是晚上雇定在那儿的——在前面走着做向导。德谟和我都骑着马。我骑的仍然是那匹极驯善的老白马，走在最后。
夜雨微微地下着，夜景是一团墨黑。唯一的光只是前面走着的轿上所挂着的两盏马灯。马是老马，又是半夜里赶出来走路的，睡眠没有睡足，走得很是不耐烦的光景。它只是把头埋着，一面走，一面向地面上哼着鼻孔。你要把马颈提起来却要费很大的力气，好在慢慢地走也可以跟得上轿子，也就听它去埋头吐气去了。
动身的时候，起初有点兴奋，由屋内的空气转换到露天的雨中的空气里来，睡意是被驱走了。走不一会雨也住了。老马的老汉步都是一服大有效用的催眠药，本来还没睡足的、暂时被驱走了的睡眠，不知几时又飞了转来，袭击着坐在马上的骑士。有时脚擦着岩边或树干，发出些悉率的声音，有时头上挂着树枝，冷的水滴洒在脸上，才突然地惊醒过来；但昏蒙蒙地没几分钟又睡熟了。由人推想到马，想那坐下的马怕有时也是熟睡着的。古人说“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我那时的情形可以说是“睡人骑梦马，夜半赴戎机”。但在事实上倒也并没有什么的危险。马是仍然走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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