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学里面感觉兴趣的仍然是经学。黄经华先生讲的《春秋》，是维系着我的兴趣的唯一的功课。黄先生也是廖季平先生的高足，他也很喜欢我，在课外还借了好些书给我看。有一次我吃醉了酒，骂了一位从日本回来的监学，这人并没有多么大的本领，只是爱弄诡辩，异常的专制，我特别恨他。我醉了，骂了他，他一定要斥退我，还是黄先生力争，又把我保全了下来。后来这位监学就在那年暑假，患白喉症死了。但我在下学期又因为别的事情依然遭了学校的斥退。
在嘉定遭了斥退之后，第二年的春初晋省，插入当时成都高等学堂的分设中学丙班。这是庚戌年（一九一〇）的事。学校的课程虽然好得一点，但也好得有限。关于新学一方面的，如数学、物理、化学之类，因为教者本身都还不十分精通，怎么也引不起兴趣。——不仅引不起，反而养成了我不喜欢这些课程的倾向。
在成都的一段学生生活中，根本没有学习到什么。张升楷先生的历史讲义比较感觉兴趣，但他不善讲授，详时详到无以复加，略时略到只举帝王的年号。他毕竟不曾征服史料，而是为史料所征服了的人。
没有东西可学，只是读些课外的东西。林纾译的小说，梁任公的论说文字，接触得比较多。章太炎的学术著作当时也看看，但不十分看得懂。我自己是喜欢读《庄子》的人，曾经看过章太炎著的《齐物论释》，他用佛学来解《庄子》，觉得比《庄子》的原文还要莫名其妙。
游山玩水、吃酒赋诗的名士习气愈来愈深。东门外的望江楼、薛涛井，南门外的武侯祠、浣花溪、工部草堂，是常游之地。连学校在停课试验期中，都把课本丢在一边，和一些兴趣相投的人在自修室内撞诗钟，和韵，联句，讲小说。
因是省会的关系，学生的政治运动便比较活跃。我本是分中的插班生，但不知怎的，总每被选为学生的代表。头一年的年底便参加了立宪请愿的风潮，当时是赵尔巽做四川总督，学生请求他代奏，要清廷提早立宪，闹到全省罢课的地步。起初学校当局大抵都是纵容的，但到后来赵尔巽下出严烈的命令，要学生复课，不然就要严办。分中的校长自然也就奉命唯谨。但要学生上课，却谁也不肯上课。他却想到了一个妙法，要各班的代表先行上课以为表率，我没有遵从他的命令，就在当天便离开了学校。学校说是要斥退我，但因种种原因，依然没有斥退。到第二年还让我补受了学年试验。
第二年便是辛亥年了，参加了有名的反对铁道国有的风潮。这是开始于保路同志会，继而成为保路同志军，结果和辛亥革命的大运动合流，而推翻了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这在当时的学生界中也惹起了一个天翻地复的变革，有好些学生便借这个机会离开了正规学校，而转入了军界或政界。特别是法政学校的设立风行一时，在成都一个省城里，竟有了四五十座私立法政学校出现。大家都想做官，几个月速成毕业之后便有考法官的资格，于是祖孙父子同学的佳话四处都是。因此也惹起了一种反抗，稍微严肃一点的学生，大家都讨厌学法政。我自己也就是这里面的一个。
但就留在正规的学校里罢，依然没有可学的东西。而且在那鼎革的时期，学校多是奉行故事，有好些稍谐人意的教员也都转入了政界，剩给学生的便是焦躁、无聊、空虚。在当时有机会的人，便朝省外、国外跑，不能跑的呢便只好陷着熬资格了。我自己在当时真是苦闷到了绝顶，要考省外的学校或留学罢，起码要中学毕业资格，然而中学还没有毕业。因此便错过了很多的机会。在这样苦闷状态中，被逼着愈朝吃酒赋诗、游山玩水的道路上走。幸好这时期还不算很久，民元分中和成都府中学合并，再熬了一年，算把中学毕了业。第二年又进了高等学校，熬了一学期，便考上天津军医学校。我便得到了离开四川、也离开了那种烦闷生活的机会。
天津的军医学校是国立的官费学校，民二的夏间在全国各省招生，四川省被摊派六名，我被录取了。暑间离开成都首途，但到了重庆，便遇着二次革命爆发，又折回成都。等那次的革命平息之后，又由成都首途向天津出发，大抵是十月的下旬了罢，记得经过黄河大桥时，已经在飞着雪了。
自己当时，事实上并没有存心学医，应考军医只是想借一个机会离开四川，离开当时的苦闷。到了天津之后，虽然经过复试，仍被录取，但却没有心肠入校，我便独自跑到北京去了。当时我的长兄橙坞先生在做川边驻京代表，虽然到日本、朝鲜去游历去了，但早迟是要回来的，我有这样靠背，所以便决心跑去找他。这儿又是我一生的第二个转扭点，我到后来多少有点成就，完全是我长兄赐予我的。
我到了北京，在一个同乡京官家里住着，等到年底，长兄才从国外回来了。起初他对于我的求学也很感棘手，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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