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客籍中我们一姓比较发达，因而和杨姓便成了对立的形式。关于地方上的事务，公私两面都暗暗地在那儿斗争。譬如我们发起了天足会，他们便要组织一个全足会；我们在福建人的会馆里开办了一座蒙学堂，他们在他们的惠珉宫也要另外开办一个。凡事都是这样。但土著只杨姓一家略略有点门面，其他差不多都是一些破落户，因此人财两方都敌不过客籍，在竞争上自然总是居在劣败的地位。愈觉劣败，愈不心服。因此，使每每有倒行逆施的时候。杨姓人在乡里差不多成为了一般人的公敌了。
公敌的房廊被剿，这是怎样大快人心的事呢？大家都在河边上看热闹，只有杨三和尚的家里人在被拆毁了的废址上痛哭。杨三和尚的父亲也被青天大老爷们绑去了。
像这样，氏族间的对立，地方观念上的恶感，在我们小孩子的心里却是没有甚么作用的。我们小时候总觉得杨三和尚是一位好朋友，他就好像《三国志》或者《水浒》里面的人物一样。自从经过那次迫害以后，他便完全成为了秘密社会的人。关于他，有不少的类似小说一样的传说。后来又听说他死了，但不知道他死在甚么时候，死在甚么地方。他在我的记忆中总永远是我们放风筝的时候，十五六岁的灵敏的少年。
铜河的土匪尽管是怎样的多，但我们生在铜河的人并不觉得它怎样的可怕。一般成为土匪的青年也大都是中产人家的子弟，在那时候他们是被骂为不务正业的青年，但没人知道当时的社会已无青年们可务的正业，不消说更没有人知道弄成这样的是甚么原因了。
土匪的爱乡心是十分浓厚的，他们尽管怎样的“凶横”，但他们的规矩是在本乡十五里之内决不生事。他们劫财神，劫童子，劫观音，乃至明火抢劫，但决不曾抢到过自己村上的人。他们所抢的人也大概是乡下的所谓“土老肥”——一钱如命的恶地主。这些是他们所标榜的义气。这种义气在我们家里出过一件事实的证明。
我的父亲在年轻时候采办过云土来做生意。他自己虽然不曾去过云南，但他是时常派遣人去的。
听说有一次我们家里采办云土的人办了十几担从云南运回，在离家三十里路远的千佛崖地方便遭了抢劫。挑脚逃散了，只剩着采办的人回来。父亲以为我们家里遭劫这要算是第一次了。但是，奇怪！事出后的第二天清早，我们家里打开大门的时候，被抢劫去了的云土原封原样的陈列在门次的柜台上。
抢去了的东西又送回来了，还附上了一张字条；
得罪了。动手时疑是外来的客商，入手后查出一封信才知道此物的主人。谨将原物归还原主。惊扰了，恕罪。
就这样无姓无名，不知是甚么人写的，也不知道是从甚么地方送来的。
二
就在那样土匪的巢穴里面，一八九二年的秋天生出了我。这是甲午中东之战的三年前，戊戌政变的七年前，庚子八国联军入京的九年前。在我的童年时代不消说就是大中华老大帝国的最背时的时候。
我是生在阴历九月尾上，日期是二十七。我是午时生的。听说我生的时候是脚先下地。这大约是我的一生成为了反逆者的第一步，或者也可以说我生到世间上来第一步便把路走错了。
我倒生下来，在那样偏僻的乡间，在那全无助产知识的时代，我母亲和我都没有受厄，可以说多少是一个奇迹。我母亲生我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两兄两姐。听说还死了二姐一兄，所以要算是第八次的生产，这样，产状就略略有点异常是可以无碍的，事实可以证明我的两手那时还很守规矩。我母亲说我受胎的时候，是梦见一个小豹子突然咬着她左手的虎口，便一觉惊醒了。所以我的乳名叫着文豹，因为行八，我母亲又叫我是八儿。八儿虽然说是“豹子投胎”，但他年幼的时候，可以说只是一匹驯善的羔羊，就是他半生的历史，也可以说只是一匹受难的羔羊。
在一生之中，特别是在幼年时代，影响我最深的当然要算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爱我，我也爱她。我就到现在虽然有十几年不曾看见过她，不知道她现在是生死存亡，但我在梦里是时常要和她见面的。她的一生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受难的历史。我母亲是杜家场的人。杜家场在嘉定城东南十里，隔着一条大渡河。她是生在贵州黄平州的，她的父亲是黄平州的州官。她的父亲名叫杜琢漳，听说是一位二甲进士，最初分发在云南做过两任县官，后来才升到黄平州的。我母亲是庶出，她的母亲谢氏，大约是云南人罢。
就在生我母亲那一年，计算起来大约七十多年前罢？（不孝之罪通于天，我母亲的年纪实在不记得。）贵州的苗民“造反”，把黄平州攻破了。我们的外祖父因为城池失守便自己殉了节，同时还手刃了一位四岁的四姨。外祖母谢氏和一位六岁的三姨，听说是跳池自尽了。
那时候我的母亲刚好一周岁。抚育我母亲的刘奶妈（好像是云南人）背着我母亲逃难。在路上千辛万苦受了不少的灾难，听说我母亲满了三岁的时候才逃回了四川。在这逃难中的经过，可惜我母亲那时太小了完全没有记忆。刘奶妈呢？不消说已经老早死了。据刘奶妈的口述，我母亲也还零碎的记忆得一些。小时候她对我们讲起，连我们都觉得很光荣，但我现在也印象模糊地不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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