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英国人能长期呆在国外而不作设立跑马赛的尝试，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英国人的自我评价。
如果说上海公共租界的历史有一半是跟黄浦江、跟外滩有关的话，那么另一半就是赛马和跑马场。
上海刚刚开埠五年，这片英国人的“飞地”上就出现了第一家跑马场。那时候的地价是十两银子每亩，一群对本土生活无限留恋的英国人，在当时租界的西面新开辟出来的2000亩土地上，永久性的租赁下了一块80亩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兴建起了一座运动场，并在其四围内修建跑道，到了气候宜人的5月、11月间，这里就会举行盛大的马赛。
而在平常的日子里，每当夕阳斜下、余照熔金之时，西人们就联袂并辔而出，遛达驰骋其间，或信蹄逍遥，或御风而驰。因为这个跑马场面积偏小，跑起来实在难以尽兴，人们于是在跑马场的出口处修筑了一条通往外滩的东西向直路，兼作遛马、赛马两用，以弥补场内面积的不足。
在西人眼中，马场往往就是一个花园，他们在其中种植了许多乔木、灌木和花卉、绿草，因此，这一段小小的东西向直路，有了个ne，也就是“派克弄”的名称。
这条“派克弄”便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南京东路。由于它是上海滩的第一条马路，所以又被称为大马路，后来租界又依次往南开辟了二马路九江路、三马路汉口路、四马路福州路和五马路广东路。
六年后，由于地价飞涨的缘故，跑马场的股东们出售了第一跑马场所在的地块，在大赚了一笔的同时，又重新购买了一块更大的地皮。这块新的地皮，又一次地处租界的西缘，紧贴着当时租界的护城河泥城浜，地跨大马路到五马路。所以，如果不是这第二座跑马场之后再一次搬迁的话，上海市中心的格局就绝不会如同现在这样。南京路将会是条断头路，到弧形的湖北路为止；而二、三、四、五这四条马路也将短掉一半，同样到湖北路为止，而不是后来的西藏路。
幸好又是一个六年后，第二座跑马场所在的地皮同样飞涨起来，因此跑马场进行了第二次搬迁。这一次它搬到了一河之隔的地方，这里在后世里将会成为市政府、博物馆、大剧院、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
纵观跑马场从建立到之后的这两次迁移，可以发现它始终处于租界最西面的边界上，它就像是租界的急先锋，它搬迁到哪里，租界的核心区域便会延展到哪里，哪里的地价就会暴涨，它的迁徙历程可以说就是这座城市的扩张史。
在第二次搬迁后，虽然跑马场的地皮第三次出现了暴涨，但是此时的它已经没有必要为了这一点地皮的差价再度进行搬迁了，因为随着西方人口的增长，随着租界华人日益喜欢上赌马这种游戏，在今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它的总收入将高达2亿银元。
如果说上海总会是上海滩入会要求最严、逼格最高的俱乐部的话，那么拥有跑马场的赛马总会无疑就是最具全民性、最接地气、最有钱的俱乐部。
1903年的时候，这家俱乐部的主席是阿尔伯特·威廉·伯基尔，祥茂洋行的少东家。
这一位伯基尔在上海总会的包房就在高易套房的隔壁，于是很自然的，高易又一次扩大了他的朋友圈，并且收到了新的入会邀请。要知道自从球赛过后他就成了人见人爱的香饽饽，每个人都想要来认识他，各种入会、宴请的邀约不断，大部分人他都懒得去理。
不过伯基尔邀请他加入的并非赛马总会，因为这家俱乐部由于涉及赌博，所以有个硬性规定，必须要二十一岁以上才有入会资格。他受邀加入的是伯基尔的另一个俱乐部，lub，按字面上理解就是“猎纸会”。
这种活动脱胎于英格兰的猎狐活动，最早出现在克什米尔及印度等英国早年领地。这是由于海外的环境物产与英国不同，因此热衷猎狐的英国侨民，对猎狐活动因地制宜的进行了改动。最主要是由人代狐，以撒下的纸屑代替狐狸的气味，把“人狐”当做是骑猎的目标，而纸屑则是追寻目标的线索，所以被称为是“猎纸”活动。
最初，“人狐”身穿鲜艳的红斗篷，先于“猎狐者”骑着马出发，沿既定路线撒下彩色纸片，以表示“狐过留痕”。待“人狐”离远后，成群的猎狐者方可根据发令者的号令出发。他们根据五色彩纸留下的痕迹，一路寻寻觅觅，凡判断准确，不迷失目标，最先追上“人狐”的骑手，即获得胜利。
后来，为了增加比赛的难度，猎纸活动的规则发生了一些变化，取消了“人狐”。在比赛前一天，由五名马夫在比赛路线上抛撒碎纸，或断或续，或田或河，无规律可循，制造比赛难度。参赛者以先到彩色纸片抛撒完毕的地界为胜。要赢得这份荣誉，光凭速度显然不够，还须辅以必要的智慧和敏锐的观察力，要善于寻觅彩纸的踪迹，以防误入歧途，那是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的。
上海猎纸会的比赛优胜者通常取前六名，优胜者除了获得奖杯、奖金外，还被授予穿红色夹克的权利。这种红色夹克甚至比单纯的奖金、奖杯更具诱惑力，因为奖金、奖杯是不能随时携带、经常炫耀的，但夹克可以，它可以作为一件日常用品，随时随地彰显人前，标榜你的成就，炫耀你的能力，满足你的虚荣。
猎纸会的活动大多安排在冬季举行，每年12月至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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