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关键时刻，蓝理来了。虽然算不上英雄救美（施琅的形象实在不咋地，但是也有点传奇色彩）。
蓝理远远看见主帅要当俘虏，上司被俘对他来说显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他也调转船头，挥船冲风破浪赶过来，风篷上长宽各两丈的“蓝理”二字分外醒目。
由于蓝理在上一次大战中表现得十分英勇，郑军虽然勇猛，但是遇到这种不要命的家伙，那也是毫无办法，只能退让。
蓝理不愧是一个武林感受，他迫近了一艘对施琅威胁最大的郑军船只，持刀飞跃而上，短时间内斩杀了十几个人，郑军纷纷跳水逃命，总算把施琅给救了出来。
主帅救了出来之后，清军的士气大振，在施琅的指挥下，继续和郑军展开激战。大海之上巨炮轰天，声动天地。
由于清军占据数量上的优势，所以清军经常在局部形成以多打少的局面，导致郑军很多战船被炮火击沉，郑军损失比较惨重。
但是郑军还是有一些人表现出不怕牺牲的勇气，郑军中一个叫江胜的将领被围之后，看到情势危急，他不想当俘虏，就引爆船中火药，满船兵士沉没于大海之中。
而邱辉也往来接应郑军的各处战船，挥炮乱击，其势雄猛，但最终还是被清军七、八艘战船困住，邱辉奋力死战，屡次击退想登船的清军。最后，邱辉身负重伤，见情形危在旦夕，他也点燃了火药桶，随着一声震天的爆炸声，邱辉和船上的郑军官兵全部葬身海底。
由于清军后来掌握了舆论权，作为敌对将领的江胜的英雄事迹实在是不太出名，历史通常是胜利者所书写，自然他们没有成为烈士。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英勇行为同样值得我们铭记。
我以为，他们的行为和后来的邓世昌相比毫不逊色。
相比起他们，呆在后面准备逃跑的主帅刘国轩实在应该感到羞耻。
因为刘国轩在这场战争中的无能表现，尽管郑军也表现出不怕牺牲的精神，但是清军还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这场海战中，清军共焚毁、击沉和俘获郑军大小战船近二百艘，缴获许多武器装备，全歼郑军主力，其中征北将军曾瑞、定北将军王顺、水师副总督江钦、右先锋陈谅，援剿右镇郑仁等数十著名将领阵亡，各级将领死伤逾三百，士兵阵亡者一万二千多。
随后，清军很快攻克澎湖列岛，
由于主帅刘国轩对于逃跑准备得十分充分，尽管郑军被全歼，但是刘国轩还是率领几百亲兵“奇迹般”地从水浅礁险的吼门逃回台湾。
相较之下，主帅以身作则的清军损失就要小得多了，从十六日至二十二日，清军的大小战舰虽被炮火打损破坏很多，但多数可以修复再战。
这一战，清军以较小的代价全歼郑军水师主力，作为进攻澎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施琅在战斗中善机变、知进退，指挥有度、奖惩分明，从而率军取得了澎湖之战的胜利。
在中国历史上，以六十三岁的高龄敢于行波涛之颠、经炮火之猛、冒生命之险，愿言他人所不愿言，敢为他人之不敢为，勇于身膺专征之重任，挥师渡海征战者，施琅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了。
施琅也因此战成为海战第一名将，名垂青史。
施琅敢于打破常规，台湾海峡六月的台风发生率比十月要高很多，熟悉海信风汛的施琅自然十分清楚，但他却坚定不移地决定于六月乘南风出征。
施琅的行为，是真正的破釜沉舟。
他认为，只要付出努力，终归会有成功的一天的。
这正是印证了一句话：运气是很重要的，但是往往越努力，运气越好。
而相比之下，刘国轩本来也是很有才能的郑军主帅，他在郑成功时代赶走了荷兰人，在三藩事件中，以少胜多，打得耿精忠丢盔弃甲。
他是一个军事家，但是，自从他卷入了冯锡范的政治斗争之后，他已经从一个军事家变成了一个阴谋家，虽然在那次政变中，他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一切，但是他也就失去了以往那种和将士同甘共苦、不怕牺牲的精神。当一切功名利禄都可以通过某种捷径来获得的时候，他离失败就不远了。
刘国轩在这次决定命运的战役中刚愎自用，被动地寄希望于六月的台风，鬼使神差地多次错失良机，致使郑军惨败。
当刘国轩一开始听说施琅将于六月统兵攻澎湖时，竟然难以置信：“六月风波不测，施琅是惯熟海务者，岂敢故犯突然兴师乎？”而当施琅之舟师出现在澎湖时，又不以为意地对部下说：“当此六月时候，一旦风起，则彼何所容身？”而在澎湖海面初次交战小胜之后，又拒绝邱辉等人乘夜偷袭施琅舰队的建议，并说：“早晚风起，（清军水师）定不战而溃。”当二十二日施琅率领部队大举进攻的时候，刘国轩断言清军舰队将很快葬身鱼腹，谁知一声霹雳，吹散了海上风云，刘国轩仓促迎战，导致大败。
正是因为刘国轩深信六月台风必作，方才一再贻误战机，给了施琅从容整兵、审敌、部署的时间。
刘国轩成全了施琅的同时，也毁掉了郑氏家族在台湾二十年的基业。
清军的澎湖大捷，给刘国轩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恐惧，致使他认为天意归清，非人力所能抗拒，因而一下子由一个强力的主战派转而力主降清。
台湾三杰，陈永华当之无愧，而冯锡范和刘国轩的行为，他们实在应该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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