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吴楚之陡然提出的问题，富桦沉思了片刻，缓缓的开了口，
“每一年都不一样，1997年幻想发动了4次价格战，将品牌机的价格拉低了30，降到万元以内，使得很多家庭购买者购入了人生的第一台电脑。
1998年，国家启动了信息化建设，我个人的销售经历告诉我，这一年的增长明显来源于公司的大宗采购。
1999年，电子商务开始星期，这一年是互联网企业大采购的年份。
2000年，幻想再度发起了连续6波价格战，将主流品牌机的价格直接拉低到了7000元的价位，家庭市场再度启动。
2001年的前三季度，依然是维持2000年的势头，当然这也是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的，老百姓腰包鼓起来了。”
吴楚之笑了笑，用遥控笔点开了下一张。
《1994年-2001年三季度家用品牌机销量图》
看着这图，会议室里的众人有点麻木。
看来这位年轻董事长，喜欢用数据说话啊。
吴楚之有这样的数据，他们并不惊讶，虽然是数据的蛮荒时代，但是只要有心，还是知道在哪能搞到。
工信系统的数据也许会失真，但是看趋势还是比较准确，毕竟造假也是要有逻辑的。
底层数据就在那摆着，这又不是什么需要考核的数据，顶天了也就是添了几个数而已。
不过让众人感到惊诧的是，家庭品牌机的销量增长率竟然一直保持在30以上，这让大家有点难以接受。
要知道，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某几个年份，是下岗潮和经济软着陆的年份。
“这太不合理了！90年代的数据怎么可能有这么高？”富桦惊叫到。
坐在角落里的韩毅却撇了撇嘴，有个屁的不合理，我的重生才是不合理好不好！
我特喵的是来干什么的？
围观便宜徒弟装逼的是吧？
吴楚之正要反驳，余光瞥见角落里正在翻白眼的韩毅，心中一动。
这个货车司机，对这现象其实是很有发言权的。
他坏笑一声，“韩毅，看样子你不太赞同富桦总的观点，你来说说？”
众人纷纷扭头，目光瞬间汇聚在韩毅身上。
对于出现在这个场合的唯一一个基层员工，他们也很是好奇。
吴楚之也不管韩毅现在的表情，要过一个麦克风，径直走到他的身边，递给了他。
而后转身向大家介绍起来，“韩毅，是我的私人助理，今天的列席，也是为了帮助他更好的成长。”
在众人艳羡的眼光里，韩毅赶紧诚惶诚恐的鞠了一躬。
吴楚之笑着鼓励着，“没事，大胆说。”
韩毅心里一阵吐槽，特喵的，这个问题，你吴楚之整个家庭才是最有发言权的好不好！
戏台子都搭好了，自己再谦虚也没用，韩毅朗声开了口，“各位领导上午好！关于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和知识分子地位崛起分不开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语，‘脑体倒挂’？”
不待大家回答，韩毅自顾自的讲了起来，“‘脑体倒挂’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特有的一个名词。
在当时，中青年知识分子收入普遍低于同龄的体力劳动者，其中教师的待遇最低。
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区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所具有的不同价值，追求劳动者形式上的平等，即结果平等，而忽视了实质平等。
两个初中毕业生，一个马上参加工作，另一个读完大学才参加工作。这样，大学毕业生的工龄比初中毕业生少了7年。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本科毕业生的月薪是62元，而工作了7年的初中毕业生铁定是六级工，月薪达77.1元。
这15.1元的工资差距，大学生也许到老也无法赶上。因为按照当时“一刀切”式的工资计算办法，工资级别只看工作年限。”
对韩毅这么清楚，吴楚之是一点儿也不奇怪。
韩毅的母亲是个乡村教师，父亲其实是个大学生，迫于生计，不得不去卖苦力而已。
在座的也是经历了那个知识分子如猪狗的年代，自然也心理了然。
没有那一阵的春风到来，他们也没法坐在现在的位置上来进行高谈阔论。
说到底，作为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他们也是这次知识分子崛起的受益者。
“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生意人的腰包都逐渐鼓起来，个体户、万元户层出不穷。
而知识分子除了每月领取微薄的工资，没有任何能够创造财富的机会。
‘教授卖烧饼’，‘医生摆地摊’的现象成为人们争相谈论的客观事实。
曾有人算过一笔账：1985年，一个茶叶蛋的成本为0.15元，市场售价为0.40元，一天只要卖出100个茶叶蛋，每月至少有750元收入。
而从事导弹原子弹研究的科学家，月薪最多不过400元。
‘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这是80年代初社会流传相当普遍的一句大白话，这句大白话相当形象地描述了那个时代体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高于脑力劳动者的脑体倒挂现象。
而‘脑体倒挂’这样的现象，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90年代。”
韩毅说罢，看了看会议室里众人的神色，见大家饶有兴致的在听，也笑了笑，继续的说了起来，
“随着80年代那一场春风的不断深入，简单的小作坊生产和粗放的商品经营模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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