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琦看司马芝那脸上一副坦然的模样，知道他所说的皆是心中的真实想法。
这一刻，刘琦对于司马芝耿直的性格有了深刻的了解了。
幸亏刘琦也是个脸皮厚的人，他很快调整好了自己有些尴尬的情绪，口中讪讪笑道，
“诚该如此，诚该如此。”
随后刘琦问司马芝道，“今吾等即将前往攸县赴任，敢问司马公有何教我。”
这是刘琦在间接的询问司马芝擅长的是什么。
知道司马芝擅长的方面，才能给他安排相应的官职。
面对刘琦考教，司马芝轻整衣袖，朗言答道，
“王者之治，祟本抑末，务农重谷。
《王制》：‘无三年之储，国非其国也。’
《管子区言》以积谷为急。
方今群雄并起，师旅不息，为政之要，惟在谷帛。
曹司空特开屯田之政，专以农桑为业。
建安中，中原仓廪充实，百姓殷足。
自初平以来，州牧任凭诸将广治产业，专为部下敛财之计，诚非政务大体所宜也。
夫王者以海内为家，故《传》曰：‘百姓不足，君谁与足!’富足之由，在于不失时而尽地力。
当今商旅大盛，虽有加倍之金钱显利，然于安民之计，不如鼓励垦田来增加一亩之收也。
夫农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种，耘锄条桑，耕熯种麦，获刈筑场，十月乃毕。
治廪系桥，运输租赋，除道理梁，熯涂室屋，以是终岁，无日不为农事也。
今各郡县，各言‘留下的人给外出经商的人代干田里的农活，替他们服劳役。”
臣下的愚见是，不应该再用商贩的杂事来扰乱农业，要专门把农耕蚕桑当作要事，从国家大业考虑，这样才是方便有利的。”
司马芝一口气说了洋洋洒洒数百字，听得刘琦若有所思。
司马芝以上一番话的主题思想便是“重农抑商”。
这个早在前秦就被当做治国方针的国策，在今汉桓、灵以来，却已经被渐渐遗忘。
因为全国战事频繁，导致各地农耕荒废，粮食价格疯涨。
而这也给了一些投机商人的可乘之机。
他们不惜千里运粮，将战乱稍少地方中的富余粮食，运到那些缺粮的地方去卖，
以此来谋取暴利。
而在这些人谋取暴利之后，人皆逐利而居，很多人因为眼红，也就因此放弃本来耕作的事业，跑去从商。
这就让当今整个社会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社会中贩卖的粮食越来越多，生产出的粮食却越来越少。
这导致粮食的价格越来越贵，买不起粮食饿死的，或者因此没办法成为豪强佃户奴隶的人则越来越多。
桓，灵以来，天下人口锐减，除了战乱的因素外，这点也占了很大的原因。
而这点就算是在一向以富足著称于世的荆州，也不能避免。
据刘琦所知，往年之中，一旦到了农忙时节，多有荆北的商人前往荆南贩卖粮食。
荆南的中资之家一看不用自己耕种就有粮食收，自然也都乐意的紧。
近年来，荆州中如这样的商人正越来越多，而这种现象，让如今的荆州存在着一种虚假的繁荣。
若是没有战事还好，
要是大的战事一旦发生，大量的农民被征战为兵，加上农田耕地被破坏，
荆州的经济瞬间就会陷入崩溃的边缘。
就跟后世的电商经济有些类似，电商经济再如何发达，
要是少了实体产业的支撑，那就是经济泡沫。
而让荆州陷入目前这种恶性循环，起带头作用贩卖粮食敛财的，就是蔡瑁......
司马芝能在往日躬耕之余，在没有接触到荆州政务的情况下，
发现了隐藏在荆州繁荣背后的巨大危机，足以说明他在治政方面有着非凡的才能。
重农抑商，人人都懂，但现在除了中原的曹操之外，还有谁重视这点呢？
刘琦对着司马芝感慨道，“襄阳城中衮衮诸公，竟不如司马公敏锐也。”
面对刘琦的夸赞，司马芝脸上没有闪过半分傲色，他用一板一眼的语气言道，
“襄阳城中衮衮诸公并非不知此事，只是厚利当前，他们又岂会自绝财路呢？
长公子如今虽只为一县令，然以长公子之贵重身份，将来执掌一郡乃至执掌荆州亦是可期。
芝在此恳请长公子，若真到了那一日，还望长公子能革除当今荆州弊政，立志弥新。”
后世世人皆知商人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但在以小农经济为经济基础的古代，重农抑商就是最大的政治正确，
粮食，是一个朝代是否能够繁荣昌盛的最根本保障。
刘琦对司马芝的劝谏欣然接受，“司马公之期许，琦必努力为之。”
在司马芝宣示了他的政治主张之后，刘琦思索了一会答道，“司马公长于治政，不如就为我攸县主薄一职如何。”
主薄在县令诸僚属中，地位权力不如徐庶担任的功曹，但比功曹其实更亲近于县令。
主薄的职责主要是掌管薄书，为县内秘书侍从属吏之长。
也正因为这原因，相比于功曹，主薄才是日常中协助县令处理政务的一把手。
对于主薄这职务，司马芝也自觉很适合自己。
他起身对刘琦拜道，“谢县君。”
...
在那日征辟完司马芝之后，刘琦一路上并没有再有过多耽搁，而是直直往攸县前来。
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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