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王之臣被东林系一些官员视为阉党，已经有好几份弹劾奏疏，要求严惩王之臣。
王之臣当然也知道自己的处境危如累卵，按照原来的历史进程，只要袁崇焕一到任。
他这个督师就会下线，进入阉党名单之中。
王之臣现在能倚靠的就是皇帝了，没有理由不和皇帝合作。
给宁远送饷，众官员都没有异议。
户部和兵部为此讨价还价，又消耗了小半个时辰。
好不容易分摊完毕。
朱由简又询问，候补工部主事徐尔一是否在？
工部尚书李长庚一头雾水，不知陛下为何突然关注这么一个小官。
只得上前道：“徐尔一官职过卑，尚无资格入皇极殿议事。”
朱由简皱眉，命李长庚散朝后，通知徐尔一明日巳时来德政殿。
“朕要见他。”
李长庚虽然错愕，但随即想到近日徐尔一曾经上过奏疏，想必是他的奏疏引起陛下注意。
当即答应了。
议事到现在，已经足有一个多时辰。
官员们累了，朱由简同样也累。
心累。
他宣布散朝。
他决定先回武英殿，把自己今天朝会议事的感受理一理。
在武英殿的坐榻上，朱由简回想着刚才大殿议事的过程。
他深切体会到后世鲁迅的名言。
许多时候，你要开一个窗户难比登天。
但如果先说要把屋顶掀了，那再商量开窗户，就相对要容易一些。
自己今天如果一开始就提出征收酒税，包管也会被群臣骂得狗血喷头，被视作征收矿税一样的恶政。
预计那些官员可以提出各种反对意见，最现成的就是以宋代作为例子。
南宋征收酒税，许多地方演变成了直接强夺民财，甚至拦路抢劫的程度。
然后群臣大可以举出宋代例子，论证酒税之恶，不会比矿税轻。
最后这事情自然不可能通过文官系统推行下去。
但自己今天一上来先说把宁远、锦州军队撤回，又说要强制征收江南富民的财产税，再让茅元仪这个大杀器把各种敛财之道系统说一遍。
把这些官员吓得心胆俱裂。
这个时候再说征收酒税，他们反对的意见自然就小了很多。
许多后世人想当然以为，明代皇帝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杀谁就杀谁，想用谁就用谁，想推行什么政策就推行什么政策。
这完全是无知啊。
自己在朝堂上和这些群臣斗了一个时辰多，就已经觉得身心俱疲，头疼不已。
这还是自己已经提前知道许多事情的真相，心中有数。
想想崇祯在历史上要熬十七年，还是信息严重受限的情况下。
崇祯没有独断者为所欲为的权力，却要承受独断者的责任。
没有大权独揽者的享受，却要承受独揽者的辛劳。
当真是处处掣肘，步步艰难。
现在想来。崇祯能坚持十七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奇迹了。
许多事情说来容易，做来难。
后世评论者只要嘴皮子一张，真正放到历史的实际情境里，能不急得尿裤子就不错了。
把那些后世辱骂崇祯的人，真的放到崇祯的这个位置上。
只怕明朝都熬不过己巳之变，两年就灭亡了。
一些人成天抨击崇祯刚愎自用，多疑残酷，任意杀换官员，这完全就是颠倒黑白。
实际上他们心目中的这种崇祯形象，本身就是明末黄道周，刘宗周这些迂腐儒者和他们的学生黄宗羲之流的浙东学派刻画出来的。
这些人推崇的君主理想，可能就是和建文帝一样，大施仁政，对文人言听计从。
但建文帝四年时间就完蛋了。
一些现代人，他们对崇祯的恶感成见大多来自于东林系文人的描写，尤其是参与明史修撰的以黄宗羲、万斯同师徒为代表的浙东学派。
但讽刺的是，他们又怪崇祯不像天启一样，任用魏忠贤这样的太监，镇压迂腐文官，镇压所谓代表江南腐败集团利益的东林系。
这些人不明白，即便崇祯和天启一样又如何，能解决长远问题么？
魏忠贤的名声在民间臭不可闻。连带天启的名声也早就都丑化成不堪了。
崇祯刚登基，民间已经出现了丑化魏忠贤和天启的戏剧和时事小说，这是偶然的么？
而且即便是魏忠贤，也根本没胆子对税收做实质性改革。
天启时期，明代的财政状况根本没有实质性的改善。
很大程度是靠万历时期积攒下的内帑度过难关。
靠重用阉党，对抗东林，对解决明末的问题依旧是治标不治本。
表面上似乎大权在握，其实根本性的财政决策，仍旧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仍旧受民间舆论左右。
其实，朱由简作为一个现代来的穿越者，是认同君主的权力应该受更大程度的约束。
但他明白，这得分时候。
类似明末这种战乱、灾害频发的情况。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加强君主的权力。
为什么明朝和后金的对抗，后金赢了。
不是什么明朝官员更腐败，或者皇帝更无能，这些胡扯。
答案很简单，就是明朝皇权萎缩。
后金比明朝更专□制更残酷。
就是这么简单。
光靠天启时期那样用阉党，支撑不了太长，而且也干不了实质性的大事。
就如张溥在五人墓碑记里描述的，光是姑苏一次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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