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亨出班，“启禀陛下，臣已作详查，紫荆关确已被鞑贼攻破，都指挥韩青战殁。”
景泰帝定在御座上，目中有分茫然。或许，近来警讯频传，各路消息真假莫辨，他的思维仍在沿原先设定的轨迹运转。看得出来，在大同、宣府守军未能遵旨阻止也先“拥众而入”的被动局势下，景泰帝并未追究大同、宣府两地主将的罪责，至今仍念念不忘的，是明军能在紫荆关一带截住鞑贼，只放上皇及少量随行人马入关，希望也先知难而退。
景泰帝已经是仁至义尽了，相形之下，也先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而上皇的真实心态也颇令人生疑。
“孙镗，你率军驻扎于京城近郊，听候调遣。”
“臣遵旨！”
许是如何抚恤紫荆关阵亡将士一事勾起了景泰帝的遐思，他微微皱起眉头。自土木堡事变以来，抚恤阵亡将士，赏赐有功人员，招募勇武之士，安抚入京难民，这都得大把大把撒银子，幸亏尚宫局府库留下了一点家底，否则，大明就很难在这样的危局中站稳脚跟。
大明虽富，可一旦大战临头，那些财富却像泡沫一样难以把握。
景泰帝常读史，且受朱祁铭与庞哲的影响极深。他觉得千古以来，中国总在一个奇怪的历史循环圈中打转，历代皇朝开国之后，只要挺过最初几十年的政治震荡期，就能顺利迎来一个休兵息武、轻徭薄赋的与民休息时期，朝中君臣无为而治便能让天下日益富足。所以，由战时体制转为和平体制并不难。
可是，当承平日久之后，一旦战事临头，需要从和平体制转化为战时体制时，那简直比脱胎换骨都要艰难！维和的惯性太大，利益藩篱太多，有形与无形的阻力极重，故而中原皇朝即便富甲天下，却习惯于厌战、惧战，甚至比贫穷的蛮邦更经受不住战争的消耗。
等到主和者对外长期退让，而后求和无门，屡屡碰壁，无计可施，不得不闭上嘴巴，主战者终于拿到话语权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原皇朝已经是山穷水尽、在劫难逃了！
就像眼下这样，主和者总算收起了媾和的鼓噪，朝中轮到主战者唱独角戏了，可为时已晚，鞑贼已兵临城下，无论最终胜负如何，大明的损失都会千倍于瓦剌！
多亏这些年来，大明的有识之士默默做着长远的谋划，在瓦剌三部中巧妙打入楔子，于宫中积财，在京师周边屯兵，这才让大明还不至于彻底丧失与瓦剌决一死战的本钱。
一念及此，景泰帝不禁移目看向朱祁铭，冲他轻轻颌首。
朱祁铭的心念却不在此，此刻，他心中对紫荆关一战的详情充满了疑问。韩青早早阵亡，那又是何人率军抵抗鞑贼四日之久的呢？
唉，当时问问那些幸存者就好了！
其实，他与朝中君臣一样，对右副都御使孙祥的事迹一无所知。
值得一提的是，孙祥是正统十年进士，初授兵科给事中，土木堡事变后，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于谦之命守备紫荆关。应该说，于谦颇有识人之明，孙祥一介文官，却表现出了惊人的气节，甚至比绝大多数武将都要勇猛，当真是令人肃然起敬！
可惜朝中君臣并不清楚孙祥的事迹，有言官居然弹劾他弃城而逃，其壮举差点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直到孙祥的弟弟后来跑到午门外伏阙鸣冤，景泰帝闻讯后派人详查此事，才一步步还原了历史真相，景泰帝诏恤其家，若干年后，孙祥的儿子也得到了明廷的善待。
君臣沉默的场景并未维持太久，忽见御座上的景泰帝神色转趋凝重，开始发出敕谕调兵遣将了，殿中的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
眼下正值用人之际，而朝中可堪重用的领军人物不足，不得已，景泰帝宽宥广宁伯刘安之罪，并让那个临战只顾“饮酒吟诗”的都督刘聚复职。
“派二十二万大军陈于京城九门之外迎战鞑贼。总兵官武清伯石亨陈于德胜门；都督陶瑾陈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陈于东直门；武进伯之子朱瑛陈于朝阳门；都督刘聚陈于西直门；副总兵官顾兴祖陈于阜成门；都指挥李端陈于正阳门；都督刘得新陈于崇文门；都指挥汤杰陈于宣武门，皆受石亨节制！”
发出此道敕谕后，景泰帝扫视石亨、左副总兵署都督佥事范广、右副总兵右都督武兴三人，“石亨、范广、武兴听旨：今鞑贼窥伺京城，特命尔等统率大军屯于九门，或设伏，或设险，或守正用军，或获守城池、以逸待劳，或攻劫营阵、以计陷敌，或分兵策应，务出万全。事定报功，升赏不吝！”
“臣等遵旨！”
散朝的时候，景泰帝冲朱祁铭使了个眼色。
文武重臣全都失了往日里的从容之态，领旨后急急退去，转眼间，偌大的奉天殿内就只剩下景泰帝与朱祁铭二人了。
“越王，鞑贼兵临城下时，朕将登楼观战。你速去安顿好护卫军，而后佩剑跟在朕的身边！”
······
越府护卫军与徐恭的人马都隐伏在德胜门瓮城内。于谦与石亨奉旨将率军在德胜门外迎击鞑贼，届时景泰帝会登临德胜门箭楼观战，故而瓮城内的这八千人马担负着护驾的重任，且在城外战事不利时，将出城应援。
朱祁铭方现身于瓮城，就见唐戟、徐恭、石峰、王烈及一帮勋戚子弟立马迎了过来。他置众人急切的目光于不顾，平静地打量周遭的地形，一副超然物外的样子。
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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