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大位之争，各方势力不惜施以明枪暗箭，但这些黑暗的宫廷政斗会被牢牢锁在深宫大殿之中，不传于世。能在史籍上大书特书，且遍告世人的，自然是那些貌似“高大上”的正面消息。
九卿终于就谁继大统一事达成了共识，他们率文武百官合辞请于皇太后：
“圣驾北狩，皇太子幼冲，国势危殆，人心汹涌。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奠宗社。”
皇太后批答：“卿等奏国家大计，合允所请，其命郕王即皇帝位，礼部具仪，择日以闻。”
百官奉皇太后旨，跑到郕王那里劝进，郕王照例要辞让再三，直到于谦等人力请之后，郕王才点了头。
正统十四年九月初六，郕王正式即位，是为景泰皇帝，定于明年改国号为“景泰”。
因情势危急，登极仪典一切从简，免各地官员赴京朝贺。景泰帝诏谕百姓，大赦天下。
“朕以皇考宣宗章皇帝仲子奉藩京师，比因虏寇犯边，大兄皇帝恐祸连宗社，不得已亲征，敕眇躬率百官居守，不幸车驾误陷虏廷，我圣母皇太后务慰臣民，已立皇庶长子见深为皇太子，命眇躬辅，代总国政。皇亲、公侯伯暨在廷文武群臣、军民耆老、四夷朝使，复以天位久虚，神器无主，人心惶惶，莫之底定，合辞上请早定大计，皇太后以太子幼冲，未遽能理万机，移命眇躬君临天下······”
“眇躬”是皇帝谦虚的自称。景泰帝自然不会只顾着谦虚，他要替自己的登极找足合法性理由，除百官劝进、皇太后移命这些理由之外，后文中还提及他是受命于正统皇帝，这属于不得不说的“谎言”，否则，若不经正统皇帝“授意”，景泰帝就直接登极，那将会把正统皇帝置于何地？
朝中百官常说“社稷为重”，隐去了“君为轻”这句话，实属迫不得已而为之。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是有时代背景的，那个“君”字是指诸侯国国君，并不是指天子。在孔子、孟子二人的心目中，当时的周天子可是神一般的存在，从《春秋》一书中可以看出，孔子极力维护着周天子的神圣形象。而孟子虽敢于直斥夏桀、商纣，但对周天子却是讳莫如深。
大明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与分封制时代不同，天子即国君，国君即天子，此时再提“君为轻”，还真不能从经典上找出不容置疑的依据来。
如此一来，朝中君臣不得不编出一个理由，说景泰帝的即位得到了正统皇帝的授权，这一谎言必将经受时间的检验，也给日后的政争埋下了隐患。
当然，景泰帝还来不及想那么多，他要首先亮明自己的施政理念，故而颁布的这道诏敕明显不同于以往各帝，篇幅极长，却鲜见漂亮的官话，相反，它极富人性化。后文总的意思是要文武百官爱护士兵、善抚百姓，举贤任能，不得滥举。对六十岁以上的在京各色人匠、阴阳、医士、厨役，不堪供役者一律放免；全国七十岁以上无男丁侍养者，由各级官府供养；八十岁以上者，给与绢二匹、锦二斤、酒一斗、肉十斤，当地官员须定时上门慰问。
这一诏敕表明景泰帝痛定思痛，决意将“民惟邦本”的理念付诸行动，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然而，景泰帝的权力基础十分脆弱，只有守住北京，他才能坐稳帝位，若能进而使得大明中兴，则会文治武功，青史留名。反之，若京城不保，被迫南渡，他的下场恐怕会狼狈不堪。
说到底，景泰帝是临危受命，接手的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了的摊子，没有与社稷共存亡的志向，他是绝对不敢接盘的。从这层意义上讲，当初的再三辞让透露出了他内心的焦虑感，并非全是作秀。
恰在这个时候，朝中源自土木堡兵败的义愤与激情渐渐散去，各类杂音相继传来。不少老臣向景泰帝施压，逼他与瓦剌人媾和，还有人出言尖锐，逼他设法迎回上皇的圣驾。
他在用人上也受到了某些人的抵制。内阁首辅曹鼐捐躯，马愉早已病故，陈循推荐商辂、彭时入阁，充实阁僚，但身为正统十二年新科状元、接受过正统皇帝礼待的彭时公然抗旨，不愿入阁。
而北境一片乱象，到处都是腥风血雨，边军只能躲在城堡内闭城自保，无数边民正遭受着瓦剌铁骑的蹂躏，景泰帝为此忧心如焚。仅在山西一地，大量边民逃入山中避难，但鞑贼四处搜山，杀害边民数十万，抢走牛羊骡马数十万头。
面对残酷的现实，景泰帝须做出历史性的抉择，为此，他传来于谦与朱祁铭，就内乱与外患孰轻孰重、孰急孰缓给出最后的决断。
在朱祁铭看来，有于谦在场，自己只须做个听众即可。
果然，于谦不负所望，对时局做出了清晰的判断：“启禀陛下，如今府库空虚，平定内乱与抵御外侮难以兼顾。也先狼子野心，欲壑难填，大明万不可对他心存幻想。而江南叛民其行当诛，其情堪悯，当初朝廷定下剿抚并举、以抚为主的策略，但有司不得其法，一味用强，致使内乱愈演愈烈，望陛下明鉴，而今安抚叛民还来得及。”
“朕正有此意！”景泰帝兴奋地站了起来，“传朕敕谕：‘朕体上天好生之心，一视同仁，无间遐迩。乃者福建、浙江、湖广、广东、贵州等处顽民反叛，劫掠乡村，为盗不已，究其所由，皆因有司不能抚治所致。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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