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时务者为俊杰，
不识时务者为圣贤。
曾本之用尽全身力气才写出这两句话。
为了写这封信，刚刚过完七十岁生日的曾本之累得又是喘气，又是叹气，好不容易写满两张信笺，突然丢下毛笔，腾出手来一把接一把地将两张纸撕碎到找不到一个完整的字。从信的内容以及行文的语气来看，曾本之写了又撕的信是给自己所钟爱的某位弟子。在当下能达到钟爱级别的弟子只有女婿郑雄。前不久曾本之的七十寿宴就是郑雄操办的，因为曾本之有话在先，连家人一起不超过两桌。别人都觉得难办的事，郑雄办得格外得体，既有普通人家的简朴温馨气氛，又不失学界泰斗的端庄典雅风范。那位人称老省长的不速之客评价这寿宴是曾侯乙尊盘级的。作为青铜重器中极品的曾侯乙尊盘，是王者用来盛酒和温酒的一套器皿，其存在的意义被视为国宝中的国宝。用如此器物作为评价，可见曾本之七十寿宴的确非同寻常。倒回去八年，如此级别的弟子，算上郑雄，一共有两位。八年前，一群文质彬彬的警察当着曾本之的面，将另一位弟子带走以后，该弟子的名字就在曾本之的记忆中消失了。后来，曾本之多次尝试重写“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作为开头语的书信，重新写出来的内容与先前写过的内容几乎一字不差。临到需要回到书信的开头，写上与之对话的弟子的名字时，曾本之又开始陷入深深的困惑。他不清楚自己是要写给作为女婿的弟子郑雄，还是不想记起名字的那一位，最终不得不再次撕碎已经写好的每一个文字，只留下满屋的叹息。这种叹息不像是针对被撕了好几遍的这封信，更像是为了某个人。
在可以称为从前的一九九〇年代某天，一位堪称时尚尤物的女子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望着玫瑰兴叹，如果有哪位男士用写信的方式求爱，她会毫不犹豫地嫁给对方。这故事被人传来传去，终于来到东湖的花前月下，已过去差不多二十年，满世界的男人都已习惯宁肯每天上门送一束玫瑰花，也懒得写情书求爱，连带一应其他书信都不愿意动笔手写了。不管是谁，这时候若能收到一封从邮筒到邮局再到邮递员，最后才到收信人手里的有着墨香墨彩的书信，简直比只花两元钱买张彩票就中了大奖还稀罕。
皓首苍颜的曾本之是如今仍将写信与收信作为日常对外联系方式的极端少数之人。他不喜欢打电话，也不习惯发电子邮件，手机短信也是只看不写，只收不发。熟悉他的人都说这才是大师意识：等到这个年龄层的人集体回归历史，人类历史上的最后一批纸质书信就会变成珍稀之物而身价百倍。在曾本之的日常生活里，本是几十年如一日普普通通的往来书信，却在某个没有丝毫预兆的时刻，突然变得异常吊诡。
曾本之刚刚收到一封信。
正是这封信，将很平常的事情，变得极不平常。
一般人通信往来都是用简体字，曾本之研究的专业与众不同，邮递员送来的书信中偶尔有英法德日等文字，大多数写信人是用繁体字，他自然也用繁体字写回信。
这一次，曾本之收到的是一封用甲骨文写的信。
更为古怪的是，用甲骨文写信的人，死于一九八九年夏天。二十多年前，那次没有仪式的生命告别，从灵魂放飞，孤灯守灵，到扶棺下葬，清明立碑，曾本之从头到尾都在现场。
这个早已死去的人用甲骨文写信，其信封上的地址不是曾本之工作的楚学院，而是写着“省博物馆背后，进东湖公园大门，过小梅岭、可竹轩，道路尽头俗称老鼠尾的半岛最前端先月亭前，周一下午四点十分独坐在此的曾本之先生亲启”。
这段文字描述的正是曾本之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放松神经的地方，除了家人，外人不应当知道。当然，信封上的这些文字不是甲骨文，而是用打印机打印出来的标准楷体汉字。
独坐之际，太阳将先月亭顶尖尖的影子，从曾本之身子的右边无声无息地移到左边。
无聊之际，曾本之捡起身边的一块蚌壳，随手一扔，正好扔在先月亭影子顶尖之处。他想起当年在随州擂鼓墩发掘曾侯乙大墓，周边村子里的小女孩往地上画的方格子里抛掷，并跳来跳去地玩一种叫跳房子的游戏。身边还有不少蚌壳，曾本之连续三次精准地将它们扔到先月亭影子顶尖之处后，忽然觉得用它们打水漂更有意思。他试了一下，重量适中的蚌壳在水面上弹起又落下，落下又弹起，将一道比女人身上的曲线还要美丽的弧线，渐次推向湖心，最终悄无声息地沉入湖底。
可以肯定，湖面上刚刚响过一声春雷，清水幽幽的那种静，柳枝悠悠的那种软，还有内心深处的那种空荡荡，都是只有突如其来的雷声刚刚响过才有的模样。曾本之坐在伸向湖心的细长半岛顶端，往前多走一步，便是秀色诱人的湖水。两只野鸭从面前游过，小脑袋甩动的水珠，几乎溅到他的脚背上。野鸭还没走远，一条金色的鲤鱼就从水底钻出来，像淘气的小猫那样，追着自己的尾巴转了一圈又一圈。最享受的还是那些来了就不肯离去的春风，将一缕缕的阳光，不停地吹在人的身上，落在哪里，哪里的毛孔就舒舒服服地张开了。这种无法拒绝的舒适，让曾本之像醉了一样，眼睛不必闭上，人却进入梦乡。仿佛过了很久，曾本之正自由地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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