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和许乐慢慢悠悠的走回到自己的住处，俩人也没去书房，去了会客室，那是唯一的许乐这里带沙发的地方，先生坐着会舒服一些。
先生坐在一边，许乐坐在下角，拿着本子和笔。
先生靠在沙发上，也不说话，闭着眼，过了一会，许乐看到先生眼角有泪水划过！
许乐也没说话，“许乐，有烟吗”？
把许乐吓了一跳，齐先生从来都没抽过烟的，他赶紧上楼从家里带回的烟打开了一条，找了个火柴一下到了楼下，先生撕开新烟，抽出一根，放在嘴边，许乐恭恭敬敬的半蹲着身子，给先生把烟点着了。
先生猛地吸了一口，呛的有点咳嗽了两口，许乐赶紧拍了拍先生的后背，“我都几十年不抽烟了”！
先生缓缓地说道：“有很多事情啊，我都不想回忆的，太长了、太多了、太乱了，都过去了”！
“我呢，在四九年毕业于清大，在此之前，曾在京大求学。我听过邓诚之、齐和思、翁健独、德贝几位老师的课，你之前问的周一呢，哎，同样是我的先生，我现在呢就把一些听课的印象以及我所知道的有关几位老师的事迹大概说一下，虽是一鳞半爪，对了解当年史学界的情况也许有点用处。”
许乐听到先生说的这几位先生那都是大家啊，他连忙记了一下！
“邓诚之先生呢，是文史兼擅，讨厌胡适之之。他原籍苏州府的人，我听过他两门课：《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他给我们上课时，刚刚六十岁，但已显得老态龙钟。冬天穿两件皮袍，戴风帽，棉裤扎腿。进教室后，脱一件皮袍。
邓先生讲课内容丰富，口才也好，教材用他编的《华夏二千年史》。《华夏二千年史》的写法是：正文以大字为纲，简明扼要地叙述华夏历史的发展脉络；小字为目，每段正文之后附以若干则史料。这种编撰方法既可看出作者的观点，又可为学生进一步学习提供线索。邓先生所讲两门课的考试，都采作论文的方式。但他有两点要求：一要用文言文写；二不许看现在人的著作，要根据史料写。他说，如发现你们不遵守这两点，就给不及格。我和班上其他同学的程度，还能写浅近的文言文，总算及格了。
邓诚之。博闻强记，文史兼擅，著有《华夏二千年史》、《骨董琐记全编》。邓先生在燕京文、法学院有“活字典”之称。因为这两院学生作毕业论文时，都常常向他请教。邓先生对清史尤有研究，门生王翰钟先生能传其衣钵。
邓先生对京大历史系有很大贡献，他与洪业(煨莲)先生和衷共济，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著名学者。我的老师齐和思、翁健独、周一三位先生都是他的学生。我虽然直接听过邓先生的课，但我一直尊他为太老师。
邓先生性情狷介，对同辈人多所臧否。他很讨厌胡适之。给我们上课时，隔一段时间就数落胡适之几句。开头总是说：“你们知道城里有一个叫胡适之的吗?”然后就说胡适之怎样没学问。十几年前，我看周一师的《毕竟是书生》一书，竟然发现在邓先生给周一师上课的时候，也经常贬斥胡适之，而且开头的一句也是“城里有个胡适之”。邓先生对京大掌权的洋人极为不满。一次在他家中对我们几个学生说：“齐和思的薪水居然比我高。”齐是他的学生，他认为应低于他才对。但京大是霉梨国人出钱办的大学，齐是合弗大学博士，邓无学位，故无论如何也不会给他的薪水高于齐。
邓先生虽然学问博通，但他认为自己也有不足之处。一次，他在上课时说：“我不是历史学家，因为我不懂天文历法。”开始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后来我想，他大概是按古代史官的标准要求自己的。华夏古代史官不仅修史记事，而且掌管天文历法。司马谈、司马迁父子都精天文律历。后世史家就未必都精于此道了。邓先生当然也懂天文历法，不过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修养还不够精，故谦虚地说自己不是历史学家。邓先生藏书很多，还存有民国时期的许多照片，十分珍贵。
“许乐，记下来，历法啊，天文历法啊，你们这次是不是就主要以天文历法作为方法进行推定啊”？先生突然问道。
“是的，先生，我一开始还不太明白，为什么要以天文历法作为考古恒定的标准，现在有些理解了，我后面会加强在这方面的研究”！
“嗯，好啊，另外，过会回去，我那里还有一些邓先生的东西，到时候你都拿过来吧，以后四师堂真的建立了，别忘了要从邓先生开始算起啊”！
许乐点了点头！
随后，齐先生开始说齐和思先生的尊师重道，学贯中西。是合弗大学博士学位。听过他两门课：《战国史》、《西洋现代史》。西周、春秋战国的历史是齐先生的专长。齐先生对华夏近代史也有研究，写过《魏源与晚清学风》等重要文章。解放前，齐先生的著作主要是华夏史方面的，有《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影响》、《华夏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等，都是体大思精之作。
齐先生很尊师。据说，每年春节他给邓诚之先生拜年时，都行跪拜的华夏古礼。
齐先生晚年身体不好，患严重的糖尿病。后来，病就越来越重了。他躺在床上，但床上还摆着西文书，说明老先生病中仍不废读，治学精神实在令后学敬佩。
翁健独最佩服陈先生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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