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秋天，在闲谈时，哈里·索尔兹伯里对我说：“写完长征后，中国的改革又吸引了我，我要再写一本《新长征》，你对我这个计划有什么建议没有？”
我说：“希望你除去看先进典型，最好看一下最最普通的中国农村——代表多数农民生活水平的农村。中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生活在农村里。”
他说：“你有没有更具体的建议？比如看哪里的农村？”
我说：“比如山东，是我的家乡，几个世纪以来生产水平都没多少提高。只是近几年才有了变化，或者说才开始变化。”
“你能为我作向导吗？如果我去山东。”
我说：“我一定陪你去。”
就这么谈定了。他把这个计划告诉了接待他的单位，那单位也很支持。去年春天我在四川见到他，他就又问我：“可以决定过些天和我去山东吗？”
我说：“可以。”
五月初，由接待单位转来的一个电话，说他正在南方采访，打算几天后去山东；但我若不能去他就不去。我立即答应去山东与他会合。接待单位也很高兴我能配合他们的工作。不料中间出了岔头：山东有个单位的干部，传下令来，叫邓友梅自己去山东省某单位汇报陪同计划。并且说明邓友梅在山东的交通和住处等，一切由他自己解决。还说：“他要去德州、平原不行，那里不开放。我们招待外宾，谁都来插一手还行吗？”
中国作家协会与索尔兹伯里有工作交往。我个人对索也很尊敬。帮助这么一位对中国友好的作家完成写作计划，是我应尽的义务。我放弃自己手头工作去陪他，是个人作了牺牲的，并非认为和洋人拉拉关系就可以光宗耀祖，插一手分点好处。既如此，我只好通知出版总署转告索尔兹伯里：我没工夫去山东了，请替我表示歉意。
我以为此事就此结束了。可是过了些天，山东直接来了电话，问我：“你什么时候到山东与索尔兹伯里会面？”我说：“我已经决定不去了。”对方说：“我姓徐，刚刚接办这件事。以前的事我实在不知道。如果有什么地方不合适，我表示道歉，希望你还是来……”
这位同志很诚恳也很友好。我只好再次改变计划，动身去德州，等候索尔兹伯里。并没打听对我宣布不开放的地区，怎么对他又开放了。
5月17日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穿了条旧牛仔裤，长袖衫，胸口上戴着心脏起搏器，白发白胡须上落了一层黄土，精神抖擞地来到德州。我想，如果没有徐同志这个电话，我会失约。但是对这位年逾八十，走完了长征旧路两万五千里后，又热心关注中国新长征的好朋友失约，将使我自疚一辈子。为此我感谢徐同志。
索尔兹伯里一见面就拥抱我说：“好极了，我知道你会来！”并没说由于他的坚持我才能来到。
这晚上德州地区负责人准备了简单的地方风味的饭菜：香椿芽、高桩馒头。他吃得津津有味，谈得也很有兴致，他在饭桌上谈话也向来要记笔记。他问：“你们这里计划生育搞得怎么样？真实行了一对夫妻一个孩子吗？”地委书记马中才说：“没达到。现在在农村只能作到第一个生下后，几年之内不要生第二个，最多不准超过两个。城市里，干部、知识分子大多数作到了一对夫妻只生一个。”索尔兹伯里说：“是的，我在农村看到常有人身边带着三两个孩子。那么入学率呢？有多少孩子能坚持学完全部小学课程？”马中才说：“各个区县情况不一样。但山东这地方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习惯，特别是近两年富裕些了，大多数农民坚持叫孩子入学。平均百分之九十五可以坚持学完小学和初中。这几年本地考上大学的学生，在全省各地区中比例是较高的。”他还说了些具体数字。饭后索尔兹伯里对我说，这地方讲话比较老实。不久前他去过南方一个地方，那地方有位负责人说，他们那里完成计划生育的百分之百，入学率百分之百，坚持学完小学中学的也是百分之百。索尔兹伯里听了就不再往下问。他告诉我：“他们讲的可比***先生讲的乐观多了！”
我和索尔兹伯里住隔壁。当晚听到他的打字机又响到深夜。我和他有过几次较长时间相处，很知道他的习惯：采访一天不管多累，当夜一定把笔记下的材料整理完，打印清楚。我很想提请他注意身体，但这话不能说，因为美国人不愿你总叫他注意自己的年龄和健康。另外我对自己的观点是否正确也没把握。按一部分中国人的看法，他该算功成名就，生活无虑了。到了这把年纪，大可以养养花遛遛鸟，讲究点养生之道，安度晚年。他却带着心脏起搏器满世界奔波，每天工作不下十几个小时。他没说过自己要为什么主义奋斗终生，也没提倡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却把物质享受实在看得很淡，自奉简约，至今手中提的还是二次大战中在列宁格勒用的那台旧式打字机。而把全部热情投在为社会付出上。对他来说，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工作是最大乐趣。
第二天，5月18日，我们就去平原县。
我在车上给他作了简单的介绍。平原县的名称来自战国时期“惠文王封弟胜为平原君”，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是典型的黄河下游农业区，这里又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刘备在这儿当过县长，因为地方太窄，战事不已，半途从下水道逃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里是前沿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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