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晚上，张锲来电话说愿坚托他带话给我，希望能见我一面，张锲还说他刚从医院回来，愿坚情况不好，怕就是一两天的事了！
知道愿坚病重，已有好久，总是想看他去又不敢去，我怕承受不住这诀别的场面，又不知对他说些什么，到了这时刻，空泛的安慰还有什么意思？
这一夜我通宵没瞌眼，第二天到医院去的路上，我心情还很沉重，但进了病房，见了愿坚，反倒冷静了些，轻松了些，他比我想象的状态好，很清醒，不沮丧，但很亢奋，一见我就伸出手来说：“友梅，你来了，好，我好像又挺过来了，我看见死亡像一团黑雾，慢慢向我靠近，我咬咬牙把它又推了回去，现在又走出低谷了，看样能稳定一段时间，我大概三五天就可以出院……”我说：“这就好，你少说话，别累着。”可是他不肯停嘴。我说：“你住嘴，听我说好吗？我们认识多少年了？”他说：“45、6年了……”我说：“是的，你好好养着，到50年时我们庆祝一下，把老战友们都找来。”他高兴地笑了，并提起几个熟人，没有一点悲戚样子，我心头的重压似乎轻了一点，我想他也许是有意安慰我和在场的家人，也许对自己装糊涂，不论哪种都比我看到过的一些诀别情景好。
我不愿离去，我知道这一走就是永别了，但我不能总呆在那里，我不走他会说个不停，其实我想叫他多说几句未必是坏事，可我怕大夫和家人担心他太疲劳。我向他告别了，走出病房门，在门外站了好久，然后走到院中，又呆立了一阵，我没怎么悲哀，我对自己说，愿坚能这样充实地度过一生，把“党费”和“七根火柴”常留人间，对人对己都交代得过去了，当然是走得早了点，可是这条路大家早晚都是要走的……但是我的泪水还是顺着脸颊流下来了，心中怎么也排解不开一种说不出的空寂清冷。
和愿坚初次相识，那年我15岁。
1945年冬或是46年春，山东滨海军区宣传队调到鲁南八师去，从新四军军部驻地经过，军部文工团演出话剧《气壮山河》表示慰问。这是个写抗日战争的戏，我在里边演个通讯员，演出结束后他们到后台来致谢，大人找大人们谈，孩子们自然也凑在一块东拉西扯。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小宣传员笑嘻嘻地看了我半天说：“你演得真不错，我看得都掉泪了，你的国语说得挺好，怎么学的？”我说：“我在天津出生，在北京住过。”旁边另一个孩子就向我介绍，这是他们分队长，叫王愿坚，是诗人王希坚的弟弟。我那时正迷着写诗，对王希坚挺崇拜，能背好几首他的诗，听说眼前这位是他的弟弟，我自然格外重视，从此就记住了这个名字，并为他对我表演的夸奖而高兴，虽然近年有的朋友把我这“演员出身”当作笑柄，我倒并不因此自惭形秽，回想起那段生活，还是很珍视的。
过了不久，国民党军队向山东解放区发起进攻，抗战胜利后的短暂和平时期结束了。新四军军部文工团派出一个小分队，到前线去作火线文艺工作，到达鲁南前线后，陈毅军长要我们下到八师部队去，鲁南八师是山东的主力军，出过安保全、郭继胜、陈金合、张明等著名的战斗英雄，而且铁道游击队的许多人就编在这个师里。能到那里去，大家那股高兴劲绝不亚于今天有些人拿到出国签证的情形。虽然那是走向火线，走向危险。可就在我又喊又跳之际，却又传来个坏消息，说是前线危险艰苦，年纪太小去不得，要把我一个人留下来，我听了后那股沮丧劲也不亚于今天有些人被外国领馆拒绝签证的情形，虽然这是出于爱护。为此我去找领队戏剧股长丁世贤，就是现在的电影界名人丁峤，我求他带我去，他说要去也可以，但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我满口答应下来。他们就带我到师部，到师部后丁峤就命令把我寄存在师部宣传队，我已作过保证，无价钱可讲，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下了团、营，自己到宣传队报到，宣传队把我分在一个分队里，分队长正是王愿坚。
和王愿坚相处后，我反倒对他缺少好感了。他也不过17、8岁，个头比我高不了多少，却总是装作一副大人相，说话面带笑容，口气严肃正经，而且满嘴政治术语，他自己军风纪整齐，对别人也要求严格。那一阵没有战斗，每天只是出操、唱歌，操练节目，分队长轮流值日管集合、作息这些杂事，每逢他值日，好像总爱挑大家点毛病，集合时哪一分队慢了，谁的背包打松了，队伍解散前他还要批评两句，我心里就叫他“假积极”。我是从军部来的，自认为是上级机关来的，应对我客气点，谁知他对我却一视同仁，军帽戴歪了，他会叫我扶正，绑腿散了，也要批评，虽然尽量是笑着说：“小邓同志，你这个绑腿怎么总像二大娘的腿带子似的。”我心里就不痛快。为了逃脱这类的管束，我提出来不参加他们的节目排练。我要写剧本，他们也同意了。这样除去出操、行军、开会我和大家一起行动外，其余时间我就蹲在屋内写剧本，愿坚偶而也进屋跟我聊几句，拿起稿子看看两页说：“真不简单，你能写出这么多来，什么时候写完给大家读读，讨论一下？”我答应着，但始终也没读过，因为我始终也没写完。就这样，在这个宣传队里我还是过得别别扭扭，也交了两个朋友，但不是王愿坚，一个是郭允泰，倒不是我崇拜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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