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将会有人写写金受申。
说“会有人写”，是因为近来有人开始注意他的学问和作品了，前边加个“将”字，是眼下还没听说谁想写他。解放后，金受申不算得志，一来是因为他个人的种种原因，发迹不起来；二来是他那套“学问”在前些年没人当成学问，不仅不当成学问，说多了还有怀念旧社会、为腐朽生活方式招魂之嫌。他的作品主要是在解放前发表的，解放后没写多少东西，熟悉情况的老人，大半和他一样作古了。新人想写，却了解得不够。
我认识金受申是在解放之后，熟识，但没交情。
北京饭店后身霞公府，西头有幢红色小楼，如今成了北京饭店的后勤部门，躲在高大漂亮的贵宾楼后边，显得又矮又旧，死鼻子塌眼，来往行人谁也不注意它。可在五十年代这门口还真热闹过一阵子，因为北京市文联和市府文化处都设在这儿，出出进进有不少名人。名人有两派，一派是解放区来的，如李伯钊、赵树理、马烽等等，刚从解放区进城，生气勃勃，风华正茂，是革命文化的主流，当然引人瞩目；另一派是北京原有的大家名流或刚从国外归来的文人学者，如老舍、梅兰芳，名高望重，根深位显，是团结统战的对象，格外受到尊重，坦白地说，有些后来被尊为“宗师”、“泰斗”的人物那时都还站不上最前排。出出入入，打头碰脸遇见名人是常事。有回我要出门办事，有个瘦溜溜的中年人挡住了路，那人正冲着传达室姓田的老头一个劲鞠躬，谦恭地说：“您辛苦，您多照应，您多捧……”刚说声“劳驾，让我过去，”那人回过脸来冲我也来一躬，笑着说：“我叫马连良，刚从外边回来，还不大懂咱们的新规矩，您多照应，您多捧，您……”我连忙还礼。门外头更热闹，一群年轻人正伸着脖子往文化处院里看，一打听才知道新凤霞刚走进门去，戏迷们要等着她出来时再看一眼，那时候谁会注意穿装打扮都像个摆卦摊的金受申？
我跟金受申在一个单位工作也算有些年，没记得他换过行头，不论是冬天的干部服，还是夏天的白衬衣，都是又肥又大，袖子盖住手，裤脚掩着脚面，一年四季顶着个干部帽，大概从头上就没摘下来过，一手拄着根大拐棍，一手，手中攥着条大手绢，他的手有残疾，还有一边走路一边拿手绢擦鼻子的习惯。
金受申是老舍先生使了些劲才调到文联来的。闹不清那以前他干什么，好像是在小学教书，但也不一定，总之调来前他的处境不好，为什么不好？我既不知道也不想多嘴，只是老舍先生对他的关怀给我留下挺深印象，为调他来文联，老舍先生说了好几回：“这个人有用，现在他处境困难，咱们调来也算人尽其才，大伙儿都帮帮忙，都是动笔杆的……”
金受申来了，先在《说说唱唱》，后在《北京文艺》，都是当一般的编辑，拄着拐棍按时上班，老老实实看稿退稿做一切分配他做的事，开会很少发言，平时我们聊天他也不大插嘴。那时我们年轻人正全心全意学**大哥，读小说读的是法捷耶夫、尼古拉耶娃，看电影看的是《幸福的生活》《攻克柏林》，我们说这些他插不上嘴。不过他能插嘴的事情他也不大插嘴，研究工作，给领导提意见他不说话，争等级，争待遇这类事他不掺和，人们也并不因此表扬他，人们不怎么注意他的存在，他也满足于不被人们注意，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身上总带点儿酒味。早上就有，下午尤甚。
可时间一长，就露出点儿他的面貌了。
这年冬天我病了，高烧不退。那时候还没有公费医疗，我自己买些羚翘解毒丸，阿斯匹林之类吃了不见起色。在走廊上碰上金受申，他问了问我的病情，站在那儿号了一下脉，说：“到屋里去。”进屋之后他找了张稿纸，掏出他的大号金星钢笔，哗啦哗啦，就开了一张方子说：“到北边的药铺抓两副，吃好了请我碗老豆腐，不好我退你药钱。”我半信半疑去药铺抓药，柜台上一看方子，问我：“您跟金大夫是同事吗？他近来怎么样？”我一听愣了，笑道：“这位金同志是我们的编辑，不是大夫，您认错人了吧？”药铺的人说：“编辑开的方我们敢给抓吗？金受申，正式挂过牌的！我们都认识。”
吃完药病好了。我没请他吃老豆腐，过了几年又想起这件事来，我就请他跟金寄水吃了顿馄饨。那工夫要吃馄饨到处都有，他们俩却指定要上首都电影院旁边的一家个体户小门脸儿去。那时卖馄饨的就卖馄饨，不带卖酒菜，路上他买了两条黄瓜，进门后找掌柜兼厨师借了一个大碗，上隔壁山西大酒缸买来半斤汾酒，说声：“劳驾把黄瓜拍拍，多搁姜丝，可别放芝麻酱。”掌柜走后他又发表言论说：“现在有人拌黄瓜要放芝麻酱，那叫什么玩意儿，北京人哪有这样吃法的？拍黄瓜就是酱油醋外只加姜丝，这才吃出菜味来。”一会儿掌柜把拌好的黄瓜端来了，寄水和受申都坚持请他喝一杯。掌柜推谢再三，抿了一口，连连鞠躬道谢。受申说：“咱们谁跟谁呀，您怎么这么客气呀。”转身就对我介绍说：“这是尚掌柜，平南王尚可喜的后人，都是朋友。”尚掌柜笑笑说：“以后您多照应。”
喝了两杯酒，又进来一位，有四十来岁，上身穿杭纺衬衫，下身是制服裤，圆口千层底布鞋，手里摇着把折扇。两位金爷都起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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