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不论台湾还是大陆，研究台湾文学的文章，都很少谈及谢青，所以我有一天在纽约和他邂逅相遇，我压根没想到他是同行，而且二十多年前在台湾文坛很有名气，颇出风头。当时我正坐在一个中文报纸的办公室里等待一个熟人，那熟人正被另一客人拦住说话，那位客人穿着一身皱皱巴巴的衣服，鞋似乎也不合脚，虽说美国不像欧洲，衣着比较随便，但和这屋里编辑们的笔挺西装相比，他这身打扮仍是满显眼。这人说话滔滔不绝，而且有些啰嗦。我想大概这位生活困难的同胞，来找工作的。过了会儿，他们谈完了，熟人朝我走来。刚走到我面前，那客人又追了过来，对我那熟人说：“我这个旅馆，一个月一两万的利润是少不了的。可我实在干烦了，有那么多大生意要作，还想有点头空时重操旧业，耍耍笔杆，哪有精力再顾它？决心卖掉了。这么好的产业，卖给美国人白便宜了他们，所以才找你们。没有便宜我不会劝你们买的。都是中国人吗！你跟你们老板一定讲明白这一点，我谢某人是不从中国同胞身上赚钱的。我只赚美国人的钱。当然，我也是美国人……”
大概是这几句引起了我的兴趣，大概是我的眼神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冲我笑了笑，问那位熟人说：“这位是？”熟人说：“大陆作家邓友梅。你们没见过？”“没有没有，幸会幸会，久仰久仰。”他每个字都重复两次，热情地伸过手来，并递过一个名片，上面写着“全美江西同乡会会长，谢天乐”。接着他主动问我什么时候来的，住在什么地方？我说住在台湾作家c家里。他说：“他家离市中心太远，天天要坐地铁是不是？算了，搬到我旅馆来，我管你吃管你用车，别的事你自己负责，好不好？”我说：“初次见面，怎么好打扰？”他说：“都是中国人么，我以前也写作，我读过你的小说，见面就是朋友了，是不是？我来美国时一个钱都没有，全是在这里挣的，死了又带不走是不是？到我这来住吧。”态度很诚恳。我不久就要去西部，不想再折腾，终于没有搬去，但这个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这人既热情又有点怪僻，事后向几个朋友打听，才知道二十多年前他在台湾是很出名的作家。在那个时期，人们论到近年出现的文学新秀，谈小说必提於梨华，写诗就举谢青，也就是这位谢天乐。在短短几年内他连出几本书都得到好评，二十几岁时就担任《中国时报》驻欧洲记者。曾采访过梵蒂冈百年难遇的教会盛典。但他不满足在新闻界的这点成就，既想闯出番更有声色的事业来，老实说也想改变一下文人常有的拮据状态。他来到了美国，耍笔杆同时业余半做起地产买卖来，不知道怎么一来（按他自己的话说是交了狗运。这未免太抽象），三晃两晃，他竟然真发了财，成了纽约有名的房地产资本家了。他挣下了多少财产，尽管人们说法不一，但算得上是个美国财主。这一点则是公认的。可此人仍保留着文人和中国贫苦知识分子的许多脾气。比如说，好交友，爱清谈，生活作风另有一套路数。比如出席上层社会的集会，他浑身高档名牌，绝对美国第一流标准，但居家生活，他的裤子不发现有两个破洞，决不肯丢掉。平时去唐人街，他总是我见到的那一身旧衣，两只旧鞋，连大陆刚来两个月的留学生都当他是打工仔。这又帮他创了另一个奇迹，就是在纽约二十几年，居然没遭过一次抢劫，因为美国的暴徒持有的也是美国人的逻辑，不能想象有钱人肯穿这么一身来糟蹋自己。
和谢青成为朋友之后，我曾问他这种作风是有意识采取的呢还是习惯成自然，改不了在中国，在贫困时养成的**惯？他说是有意采取的，不过人们对他的动机不大理解就是了。衣着是为人服务的，不能叫它管着你，这点中国人就比老美聪明。参加上流社会活动，美国人要看你的衣装估量你的地位。派头不够，礼仪不周，人家连理都不愿理你，还想和你谈什么作生意？当然要衣冠楚楚。唐人街是另一个世界，多半是自己人，越随便越好，大家相处亲切。这就叫入乡随俗。到哪里成为哪里的一员，才不显得特殊，不引人注意。越不引人注意才越能作出事业来。由此又引出他许多感慨，他说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为人们提供了许多机会，但真要取得成功也是很不容易的事。要在一个方面取得成功常常要在另一方面付出很大牺牲，他在经济上这点成就，就是用牺牲文学抱负换来的，这很令人辛酸，但对谁说谁也不信，人家反以为他在说俏皮话。文学界朋友们聚会，他常常不积极参加，人家以为他忙于赚钱。其实是自己有种失落感。当年同时起步的人，如今著作等身，名扬天下了。他自己却被读者忘却了。但他并不死心。他想过一二年就从商业事务退休，重新投入写作。他不相信缪斯已永久弃他而去了，经过几十年的生活磨练，他想会比以前写得更踏实些了。这两年稍有空闲，他就要拿起笔写点散文随笔之类，作为热身……
这话说过，也就放下，我并没太认真，而且我以为，一个在商战中连连取胜的武士，发些感慨是可以理解的，若真让他弃商从文，怕也积重难返的。
不久前，他突然来到北京了。他打电话约我见面。我问他来作什么？他说是来谈生意，我去看他时他却意外的拿给我一本散文稿，说是他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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