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这部书研究有年。大抵的结论是满纸谎言。大抵的结论是雍正自说自道,文过饰非。然而,《大义觉选录》的史学和资料价值,我看是毋庸置疑的。
很多圈外的读者只是耳闻其书,没有见过这部著作的原本。它的刊发和它的销毁,速度都是极快。几乎数月之间,全国所有的县府道省藩集学垣、训导教谕乃至生员孝廉,各个衙门及各个官员学人突然间人手一册。如《四书》般成了必读书,大小坊间盈庭积楝印得铺天盖地。待雍正死后不久,乾隆突然下旨收缴销毁,于是又反过来操作一番,那销毁的劲头也是毫不逊色,虽不明言,也来禁止的。现存的《大义觉迷录》,当是流到极深山野穷壤中去的,或者被不读书的穷人当灯台垫子用的也未可知。不经意保留了下来。
学界对这部书研究有年,大抵的结论是满纸谎言,是雍正自说自道,文过饰非。至于乾隆下令收版焚毁,则又说是因为暴露皇室秘史过甚,其中曾静、吕留良和严鸿逵的反清言论颇不避讳,有“泄露国家机密”之嫌。参照看去,这两说有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味道。既是谎言,就无所谓“泄密”;泄密是真,那么本书就大体是实。然而,学界我看就是这样,只说“事儿”是怎样的,或者“我估计”是怎样怎样的,言来凿凿有据,听去依旧糊涂。比如这本书,我就懵懂:很多学者宁可相信《东华录》《雍正档》《年专辑》之类经了别人删削的春秋资料,却不肯相信雍正本人亲自述作的原始版本?
曾静反清一案,发生在雍正六年(1728)。这个湖南书生命弟子张熙投书川陕总督策反岳钟琪,事发被捕,收禁京师后,因为他的悖逆言论激发了满朝文武的“忠君义愤”,一致主张“碎尸悬首”以谢天下。雍正却另有一份“出奇料理”,竞以帝皇之尊与这个土秀才攀谈问答,借尔口中话,言我心中事,成了这么一部千古奇书——在《雍正皇帝》小说里,这件事我几乎是实录了的。
《大义觉迷录》的史学和资料价值,我看是毋庸置疑的。起码比《清史稿》要生动翔实得多,更遑论《清稗类钞》《野史大观》之类的书了。就我的浅薄阅历看来,一个人若是心无骨鲠之话,行无可议之为,学无欲表之见,思无绕床悲怀,吃饱了撑得发昏,突然从生计百忙之中抽空儿写书,那他肯定有病更别说他是日理万机的皇帝,何况他是政务忙得七荤八素的雍正!为了这书张扬周知,他下旨——
……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
他说的也真恳切,要读者“问天扪心,各发天良,详细自思之。朕之详悉剖示者,非好辩也”,求一个“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这里头的无奈、愤懑、期盼、渴望,书中在在处处俯拾皆是。
外国我不敢说,综观中国从秦始皇起至辛亥革命,还没有见过如此一部自我辩谤书。我看这部书透露出雍正一朝及雍正皇帝本人生平政治活动的信息量,大大超过了所有有关资料的总和。然而,我不是从历史学家的眼光和角度去审量、考证它的。我找的是文学角度的故事和我对雍正的感觉。说实在话,我对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态度是怀着有保留的敬意的。更不能苟同这样一个“公式”:
——封建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
——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必定青面獠牙,或两面三刀满口柴胡;
——雍正不可能以真诚示天下,一定假话连篇。
他在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的解释里,确实玩弄了一些花哨言辞。比如太阿交替之际,呼吸性命之间,他对父亲康熙,对阋墙兄弟的处事原则、亲情交往,都“光明正大”得叫人瞠目,活像孔子的头号弟子颜渊那般毫无瑕疵。康熙逝世后传位诏命、授受交接的事情,和其他资料的记载有“对不上卯”的情节。对清室“得统之正”的表述,分明在强词夺理,起初我读它时觉得新奇,再阅就疑窦丛生:你真个那么好?别人就那么差劲?继而再思,又复叹息,雍正只能说是个实干家,太老实了。
假使这书有另一个写法:雍正以治世之尊,选几名硕儒重臣来一番君臣晤对,话题绝不涉及宫闱秘闻,只谈“雍正改元,刷新吏治”的施政纲要。经过一番宵旰努力“振数百年颓风”的成就;打击朋党奸邪时不得已的苦心……如此正面文章或称“圣心语白”,或叫“矜念苍生”之类的名目,堂皇颁之天下……那结果肯定好了去。一句话,这书见小不见大,有点受冤媳妇儿叫街洗冤的味道,嚷嚷得天下都听见了,却都是他的家务事。
但作为小说家,这种做派可帮了我的大忙。据书中语气、缠绕家务的心理透视,明摆着的:雍正是个口似悬河、伶牙俐齿的人;雍正是个性格急躁的人;雍正是个孤芳自赏的人;雍正是个刻薄爱计较小是小非的人;雍正是个勤于政务,但绝不任劳任怨的人;雍正是个大喜、大怒、大恩大怨都不遮饰的人……弑父、逼母、杀兄、屠弟、贪酒、好色、诛忠、任佞……什么“传位十四子”、“传位于四子”的传说,在雍正活着时,已是沸沸扬扬、满天下皆知的事了。这些事情并非稗官野史小说家言的发明——简单列举就大白了这么多,深层次挖掘,书里的“消息”就更多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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