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看我的书的人是不少的，有大学教授，也有引车卖浆者、汽车司机、搬运工、公务员、穷学生什么的一大帮。似乎也不大分阶级阶层，从高官显贵到死缓犯人，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些意识形态相悖，人生阅历落差极异的人中，都可以觅到《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读者。海外读者去年还赠了我一个“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奖”。作为一个小说家，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欣慰的了。
我一直认为，专业读者是评论家，一般读者也是评论家。从狭义的角度说，自然是专业评论家“牛”些个；但从广义角度说，决定一部书的根本命运的，则一定永远是那些“一般”人。看过书之后，无论你是“专业”的抑或是“一般”的，肯定都会有“评论”的。就我的书而言，“一字评”，说“好”说“孬”的，或者竟写出一篇文章把二月河齐根刨起，从源寻流褒贬一顿，这种事听得耳朵老茧长起。大家似乎有一共识：“这家伙不会写爱情。”有一位专业的女性评论家甚至当面说我：“你根本不懂女人，你根本不懂爱情！”我尽管不完全服气，也被弄得有些汗颜。
不完全是不完全服气，但我是“基本服气”的。作品在那里放着，是浩浩荡荡五百万文字，一页一页翻去，爱情情节似乎有点蛛丝马迹雪泥鸿爪的样子，星星点点气息奄奄地泡在大情节里游动。《康熙大帝》里伍次友、苏麻喇姑、云娘是一组，周培公与阿琐又一组，《雍正皇帝》里雍正与小福、邬思道和金凤姑也各算一组罢。到了乾隆这一代，傅恒和女强人只沾了一点爱情味儿，至于乾隆与棠儿、海兰察、兆惠那些事儿，只能算是“故事”，算不得夸张的爱情文学描摹了。从康熙到乾隆这一通三代的书看下去，“爱情”是愈来愈少，愈来愈不纯洁，杂质愈来愈多，简直写得就是兔子生老鼠——一窝不如一窝的了。
怎的是如此一个格调？
一则是才情问题。那位女评家并没有冤枉我，真的我是不懂。记得《康熙大帝》第一卷付梓，寄了给冯其庸老师看，老先生一向不轻易动感情露锋芒的，在电话中口气不善：“你怎么搞的？为什么要那样安排伍苏的爱情结局？不对头嘛！”我面对恩师，只好支支吾吾承认：“我不会写爱情，也不懂……”
这不是语言驾驭能力的问题，是“生活源泉”有些先天不足，我的家庭、我的学校和我所处的那个时代，一上中学家里就严命“与女同学接触要公开化，不许谈恋爱，不许单独和女同学在一块”。学校则三日一令五日一命“安心学习。不许男女生谈恋爱”。隔三岔五的还要出张布告，因“谈”而被开除处分的大有人在。社会风气也与今天大不相同，天天讲的是“残酷斗争”，谁肯背时去谈爱？因而见了女同学，即使她很好看，很有意思观察她也是有“程序”的：远远的——看脸盘儿，模模糊糊有点印象；稍近些——看身段，体态姿势差不多；走近了搭讪说话——只看她脚尖，声气笑语听得见。如此这般的“三部曲”，自知也是“封建”，但在当时却是真真实实的风尚。这自然不会有什么“是非”，然而同时也就与爱无缘。生活基础既薄弱，以后高中毕业又到部队，全封闭的国防施工部队，清一色的连队兵；满眼见，整日相处的全是男人，哪来的“是禁品，难得一见的，所爱好的历史书从头翻到尾偌大偌大的大千世界里全是男人主宰——这么着连“书本知识”也无从获得。作家“生活知识”欠缺严重，居然在康熙雍正乾隆几部书中塑造出若干女性，别人虽然不满意，其实我心中还蛮得意，满满意意的呢！
再一则重要的因由，这三部系列作品是社会小说，是全方位（当然是比较而言）描摹康雍乾时期的社会生活的。读过全部作品的读者恐怕都有此感觉。《康熙大帝》一书文字写得比较干净，“爱情”也比较纯粹。愈往后，**的、胡搞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愈多。这个创作特点早已有读者指出来了。我说老实话，我也想把后边写得“清”一点，并非我这个人著书著得愈来愈煽情，实因为这书必须遵照两个原则：一是历史的真实，一是艺术的真实。历史的真实是康熙年间是清朝立国之初，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医治战争创伤，镇压平息内乱，迅速恢复经济，加强各族团结……这些事千头万绪摆在社会生活中无可替代无从回避。开创之初统治阶层精纯强悍的气质尚未消融，加之人民尚处于不安全的饥饿寒冷之中。“爱情”问题提不到社会生活的主业，也就是说尚不能进入社会的主要议事日程中。但也正由于此，当时的生活主流干净，乱七八糟的事就少。
待到乾隆年间，清朝立国已届百年，和平生活已久，吃饭问题基本解决，官场文恬武嬉，腐败之风蔓延，富裕昌平经济发达，造就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段。一个社会也和一个人一样。穷极潦倒奋发图强之时，饿得前心贴着脊梁骨，它就顾不上“荒淫”；一旦这些问题解决，整个社会也会“饱暖思淫欲”，于是污水横流弊端丛生，变得愈来愈肮脏不堪。《乾隆皇帝》里的风情与康熙时的纯净不同，下笔时就得老实形象体现。
至于说到很美很清纯的爱情，就我看来，无论康熙一朝还是乃子乃孙时段，社会生活中都是极少的。不是说没有，而是都处于“地下”，地面上我们只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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