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是最好的城市
我原名凌解放，笔名二月河。1945年生，那一年，我的家乡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军，也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这是双重的胜利，家乡得到了解放，所以，我的名字很有纪念意义。起“二月河”这个笔名，是在《康熙大帝》出版之际，当时想自己创作的是长篇历史小说，自己叫“凌解放”是有点儿太现代了，一个历史，一个现代，二者有点儿不协调，想改用一个笔名，要起个中性一点的名字。究竟用什么笔名呢？还得顺着“凌解放”找思路。我是在黄河边长大的……凌者，冰凌也；解放者，开春解冻也。不正是人们看到的二月河的景象吗？这个笔名含义是，二月的黄河开始解冻，随之咆哮向东，奔腾而去……黄河，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又提醒自己任何时候都不能忘祖。还有一层意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迎来了文学艺术的春天。我的原名与笔名，本身也是一个谜语，二月河是谜面，凌解放是谜底。有一位对联高手还据此出了一个上联：“二月河开凌解放”，至今还没有人对出令人满意的下联。我成名以后，大家只知道二月河，就不知道凌解放了。所以有人就喊我大作家，喊我二老师，二先生，老二，二叔，二哥……土老帽。虽然成名了，我还是我，一个丘八文人，土匪秀才，土老帽。
我曾经做过设想，什么情况是我感觉满意的程度呢？我走在大街看到有卖烧鸡的，不盘算我能不能买得起，买了后果会怎样，能不假思索地买下来，这就是我的富裕理想。我现在达到的程度，一百倍超过我的理想，我感激读者，感激上苍。我没有家财万贯，也不是报纸上说的那么富有，但是我不会为生计感到发愁、忧郁。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
写第一部时，我在宣传部工作；第二部快结束时，市委让我专业写作。可是市委没有这样的编制，就为我专门成立市文联，让我担任市文联**。所以到现在我也不离开南阳，不是没有比南阳更适合生存的地方，而是南阳的环境好。早晨起来我去散步，一路上送孩子上学的妇女、修自行车的、卖菜的、卖肉的，看见我纷纷向我致敬：二老师好！二先生您好！一个妇女送孩子上学，看见我就拉着孩子手，对孩子说凌爷爷了不起，你要好好学习，将来也当个作家。孩子太小，也不懂，讲完了之后，孩子说，这么大的头啊！我有一次出去买菜，提着累了，放在卖油条的桌上，旁边修自行车的就说：“我们给你个自行车推回去吧。”我说我就是锻炼身体的。你打个面的，驾车的师傅说你坐车还用钱？当然我得给人家钱。但是就觉得温馨，就这么一个招呼，心情就不一样。南阳是最好的城市，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感觉自己融化在人民队伍的爱当中，这真正是人民。城市是你的大家庭，人人见你人人爱，这样的环境和氛围我舍不得离开。马来西亚说给我搞个别墅，我孤孤地待在那个地方，我干吗呀我！
要有勇气承认人生是个抛物线
帝王三部曲写完，《雍正王朝》播出第三天，我从收发室取报纸回来后，半边身子一麻，中风了。当时《乾隆大帝》第六卷还没写完，剩余的十几万字是在中风后写的。《雍正王朝》播出后第四天就达到高峰，一个月之内我在家里接待了四百多家媒体，还要打点滴，还要接着创作，这个月是比较苦的。写最后十几万字时，我心里想，老天爷总是不会给人完美，总会留点儿遗憾。如果我停止不写，很可能长命，但是书永远写不完了。别看就十几万字，说你写不完就写不完。要么就是拼上，写完，管他后果如何，不要留这十几万字的遗憾。
写完那十几万字，实际上我也不能再做长篇小说了。长篇小说有点儿像盖楼房的水泥浇注。不可能停下来第二天再浇，否则整个工程就失败了。现在就写点随笔、散文，写点人生感受，在《人民日报·海外版》、香港都开专栏，写多少随便拿出去发了，没有限制，不对身体有太大的妨碍。现在我的身体就是血糖高、血压高。我总结了一下，血糖高就是让你想吃不能吃，不想吃的东西使劲吃。
至于“陨雨系列”，我得承认确实是个大话。数学有个四色定理，任何一个色都可以用四色表现出来。一个数学教师不知道，对学生说四色定理有什么难的，我现在就演。他从早上演到晚上，没有答案。这时天阴了，雷鸣电闪，把教室照得雪亮。老师把粉笔一扔，对学生说，我吹牛了，上帝在惩罚我。现在就是上帝在惩罚我。
人啊，要有这样的勇气，承认自己的吹牛，承认人生是个抛物线，有上有下，不能只向上；上到顶点，当人生的线向下的阶段，无论怎样努力，还是向下。任何一个完美的线条都是曲线的，抛物线才是最美的。就是航天飞机和发射出去的导弹也不是一直向上。上升阶段时考虑怎样才能达到极峰，下落时，就得考虑怎样像流星闪亮一点。很多杰出人士不懂这个道理，结果最后做事情都做得失败。我不蹈这样的覆辙。二月河不能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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